莫道桑榆晚,余霞尚满天——储槐植教授访谈录

【编者的话】储槐植,1933年12月25日出生于江苏武进(今常州市武进区),启蒙于新式小学堂,再升入享誉苏南的江苏常州中学。1951年考入原北京政法学院研习法律,1955年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大学任教。1958年因受"反右"运动的牵连而被迫下放工厂"劳其筋骨",后又发配到工厂和北京化工学校"磨其心智"。1978年,经著名刑法学家杨春洗等先生的大力斡旋,储槐植先生才重     

著作权法定许可使用费制度的完善

著作权法定许可使用费制度是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的重要组成部分。针对中国法律法规对著作权法定许可使用费制度规定的不明确状态,从实际运用的角度对整个法定许可使用费制度进行了剖析,分别在使用费的收转机构、收取标准、支付期限、法律责任四个方面上提出了相应建议。     

留守儿童救助维度下 我国委托监护制度的完善路径

留守儿童问题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重要的阶段性的社会问题,由于留守儿童数量庞大且具有合法权益易受侵害等特点,现阶段更是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我国现有的法定监护制度并不能起到有效保护留守儿童健康成长的作用,而委托监护制度虽然更适合法定监护人监护缺位的现实,但法律仅对此进行了原则性的规定.因此建议在留守儿童救助这一维度下,完善留守儿童的委托监护制度,厘清留守儿童委托监护的法律概念和内容,明确委托监护的具体形式,建立委托监护的行政监管制度,使留守儿童的合法权益得到切实保障.     

严格法定资本制:我国政策性担保公司资本制度的最佳选择

不同的资本制度对实现公司资本价值创造功能和债务担保功能的侧重点并不一致,法定资本制更有利于资本债务担保功能的实现.为保护债权人利益,政策性担保公司资本的债务担保功能需要得到强化,因此政策性担保公司应选择法定资本制,并在最低资本限额、资本形态限制、资本构成安排、出资时间安排等方面作出严格规定.     

罪刑法定主义派生原则的功能廓清

　　摘要：  时至今日,罪刑法定原则已经从绝对转向相对、从理论原则转向司法原则。这一转变体现了有利于被告人的精神,进一步增加了该原则的出罪功能。与之相适应,罪刑法定派生原则的功能也应随之转变。首先,不应一概排斥习惯法;鉴于习惯法出罪去刑功能上的特性,还应当将习惯法纳入刑法渊源之列。其次,类推解释也不应一概禁止,有利于被告人的类推解释应当允许;同样,在扩张解释与限制解释上也应作有利于和不利于被告人之分,并区别对待。最后,在刑法解释的溯及力问题上,不应一律赋予其溯及力,并且应当禁止不利于被告人的刑法解释溯及既往。     

论罪刑法定主义

“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罚;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罚”,这是罪刑法定主义在我国刑法中最完整的体现,同时它也是我国1997年刑法修订中确立的三大基本原则之一。它废除了沿用18年之久的类推制度。这对于切实保障公民的人权,完善民主与法制,开辟刑法发展的新时代,具有里程碑的重大意义。     

元代杭州城的社区管理

在历史上,社区就是指政府法定的行政管理区,常有自然属性和法定属性,可大可小。元代时期,法定社区的行政划分有路、府、州、县几级,这些法定社区的职能是管理百姓,维护社会秩序,如收缴赋税、维持治安、审判案件、兴修水利、督劝生产等等。在城市社区,元代的城市管理依托社区有了很高的水平。虽然这样的社区管理的实质仍然是城市官吏代表国家同老百姓打交道,老百姓没有多少自主权,但社区管理技巧值得一阅。     

现行证据法定形式批判

我国的证据法定形式只有八种,诉讼中证据只能以这八种法定形式存在,不能再包括其他任何形式的证据。这样的证据法定形式存在三个深层次问题：一是证据法定形式呈现封闭性,很多证据无法归入八种限定的法定形式;二是法定证据定义阙如,各证据法定形式内涵外延不确定;三是证据法定形式划分标准混乱,各证据法定形式相互交叉叠床架屋。这种不合理的立法规定导致了司法实践中证据法定形式形同虚设。因此,对现行的证据法定形式进行批判,着力解决上述三个问题,是非常必要的。     

新时期天津市城乡规划编制体系研究

近年来,天津市迈入高速发展期,GDP年增速高达16%以上,城乡建设用地年增长50多平方公里,并体现出全域开发的态势。在此背景下,各级政府、各部门和各功能区主体纷纷组织编制了类型多样、层次复杂的城乡规划和涉及城乡空间利用的专项规划,因而产生出规划编制和管理主体混乱、各规划的地位不明确、规划之间依据关系不明、规划的技术内容和深度不规范等问题,给城乡规划管理带来了一些挑战,为此,需要构建一个科学、有效的规划编制体系。一、现有体系及问题(一)现有体系以历版天津城市总体规划为核心,天津市城乡规划的数量、类型和覆盖范围不断扩展,特别是2008年以来更是编制了数百项规划,形成了初步完善的规划编制体系。     

苏轼在“黄金周”里成就名作

我国休假制度由来已久,最早始于汉代。当时还具体规定,朝中官员每5日返家沐休,故称之为"五日休"。到了唐高宗永徽三年,则改为"旬休"制度,即官员每10日可以休息一天。一年三十六旬,可休36天。到了宋代,合计法定假日有74天,加上36天旬休日,共110天,与今天的节假日总数非常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