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政府角色定位的巨灾保险立法研究

近年来,我国境内重大自然灾害频发,政府一直充当着巨灾风险的主要承担者,组织灾后救助和发起民间捐赠,并提出建立国家财政支持的巨灾风险保险体系。在巨灾风险保险体系的构建和运作中,政府的角色定位是关键,应科学确定政府的巨灾保险法定职责,制定促进政府履行职能的巨灾保险法律制度。     

互联网对提升公民权利行使能力的双重效应

从法定权利向实有权利转变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是公民的权利行使能力,它包括但不限于获得和理解法定权利及其实现方式的相关信息的能力,表达权利诉求的能力,监督侵权行为是否发生的能力,权利受到侵犯后寻求救济的能力,以合理的方式行使权利的能力等。权利行使能力的提升,不仅有赖于权利主体自身的主观努力,而且有赖于一定的客观条件。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的出现和发展,为权利主体的权利行使能力提升提供了巨大的可能空间,同时也为权利主体有效和合理地行使权利带来了一些新的障碍和难题。政府应当积极普及互联网建设以提升公民的权利行使能力,并对互联网进行有效治理以消除其对公民权利行使能力带来的阻碍。     

季节工超时上班,可以要加班工资吗?

编辑同志: 我们附近的一家公司由于生产活动具有很强的季节性,为合理使用劳动力,减少用工成本,公司一直坚持就近招收季节工.三个月前,我们再次被公司招收为季节工后,由于订单倍增,而人手有限,为了完成任务,公司经常要求我们加班加点,甚至周末、法定节假日也得照常上班,平均日上班时间为9～12小时.     

环境行政处罚法定原则的风险预防考量

处罚法定是行政处罚的核心原则,但当其作用于环境领域时,环境问题特质所决定的环境法属性放大了该原则的局限性,进而要求环境行政处罚法定原则必须作出适当的因应——风险预防考量。近期发生的韶关"怪味"案即为印证该理论的实例,然而该理论的制度化仍需要理念上的认可并接受,立法上的确认及固化,加之判例上的创建与完善。     

“执行协议”:行政强制执行制度的一种变革

2012年1月1日起开始生效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以下简称《行政强制法》)专门规定,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强制执行可以与当事人达成"执行协议",这是对我国行政强制执行制度的一项变革。本文试就此提出一些见解。     

安徽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疫情报告质量评价

收集2020年安徽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法定传染病疫情报告数据,运用TOPSIS法从门诊登记项目是否齐全、传染病疫情登记和报告卡填写是否符合要求等方面对安徽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法定传染病疫情报告质量进行评价。结果发现,安徽省20.1%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检验科、放射科未设置阳性检验检测结果登记并记录,10.2%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门诊项目登记不齐全;TOPSIS分析显示安徽省16个地级市的报告质量存在差异;村卫生室和诊所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报告质量较低。安徽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法定传染病疫情报告工作需进一步规范,质量有待提高。应加强监督,重点提升村卫生室和诊所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报告质量,促进区域间法定传染病疫情报告工作协同发展。     

社保费征管争议的主要形态及其解决——以72份行政裁判文书为分析对象

运用可视化与类型化分析等研究方法对72份社保费行政裁判文书进行解读可以发现：社保费征管争议中牵涉缴费人、税务机关、社保经办机构等多方主体,但现行立法对各主体的权责定位不清;税务机关做被告的案件居多,且败诉比例偏高;案由可分为征缴职责履行争议和缴费争议两大类,具体的争议类型又以征缴职责履行争议为主,而履职争议又包括追缴欠费争议、充分履职争议、缴费关系确认前置争议等类型。上述发现对于解决当前我国社保费征管争议具有重要的法治意蕴,有必要从法律层面确立税务机关的征缴主体地位,建立税费一体化征管模式,厘清社保费征缴法律关系参与主体各自的权责范围,明确缴费人的自核自缴义务以及社保经办机构等部门的协作义务。     

基于公私利益衡量：论我国法定数字货币的个人信息保护

我国法定数字货币具备可控匿名功能、采用双层型发行模式,其在技术层面的匿名不足以有效保护个人信息,需要基于公私利益衡量的视角重思保护路径。数字货币的较强匿名性未改变基于“告知-同意”原则的基本法律框架,但其形成了私人信息权益、传统公共利益以及推动货币普遍接受这一新公共利益之间的衡量机制,并强化了央行获得个人信息处理职权的需求和厘清货币发行公私混合属性的必要。我国法定数字货币仍面临物理设备中的个人信息被他人非法获取,以及个人信息权益受公权力侵害等利益失衡风险。对此,我国应当直接赋予央行处理数字货币个人信息的法定职权、建立相应的内控管理和外部监督制度,基于行政授权关系对商业银行设立更严格的个人信息保护义务,并为强匿名的数字钱包设置反洗钱与网络安全的例外规定。     

浅谈赠与合同的撤销权

新合同法规定的赠与合同的撤销条件尚有不足之处 ,必须对赠与人行使撤销权的条件加以补充、完善 ,对赠与人撤销赠与的条件作严格的限制。否则 ,合同的撤销具有随意性 ,成立的合同失去严肃性。在制定民法典的过程中也应对赠与合同中赠与人行使撤销权的条件加以补充完善 ,对赠与人行使撤销权加以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