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世传统与司马迁的人格精神

在西汉士人群体中,司马迁的人格精神是比较独特的。除了学界已经指出的时代和个人经历等因素外,其独具特色的家世传统对此亦有着重要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其家世中绵延不绝的入世情怀和功业意识;二是其家世中不断闪现的批判精神和独立意识;三是其家世中对传统史学精神的重视和坚持。这三方面形成一股合力,共同影响了司马迁的人格精神并进而影响了他的入世方式、史学精神和《史记》的创作。     

汉晋京都赋的史学传统

汉晋时期班固、张衡、左思三位京都赋作家均具有出众的史学素养,而深厚的史学功底正是完成京都赋庞大文学架构所必备的学术支撑。“国都”类京都赋的史学传统早在东汉早期即由史学家班固奠基,其《两都赋》与其两汉史书的写作互相呼应。《二京赋》在题材上踵继《两都》,秉承了班固所开创的“文史结合”的京都赋创作思路。至魏晋时期,左思《三都赋》在继承班、张“征实”思想的同时,使京都大赋的写作更具有兼顾史、地的学术价值,并且在无形中将“国都”类京都赋与“乡邑”类京都赋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创立了京都赋文学的新模式。     

马列主义史学与封建社会问题讨论浅议

从两千多年的中国传统史学发展到近代中国史学,世代史学家付出了毕生的精力,做出了重大贡献。讨论＂封建＂与＂封建社会＂学术问题,应坚持马列主义史学理论和方法,正确对待传统与近现代史学及世代史学家,在继承中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历史学。     

关于当代中国史学话语体系建构的几个问题

新中国成立60年尤其是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现有的全球发展观念,对各种西方理论和学说提出了巨大的挑战,为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为回应时代的挑战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推动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人文社会科学学术体系的建构,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先后与西北大学、黑龙江大学联合举办了第三届中国社会科学前沿论坛(2009年9月,西安)、第四届中国社会科学前沿论坛(2010年8月,伊春),围绕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当代建构这一话题展开讨论。根据两届论坛的研讨情况,我们组织了这组专题文章。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研究所瞿林东教授认为,当代中国史学话语体系的建构,应在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新的认识的基础上,构架中国史学话语体系的骨骼;加强对中国史学遗产的研究,作为中国史学话语体系的重要资源;以广阔的视野、开放的心胸和气度,借鉴和吸收国外史学的积极成果,以充实和丰富中国史学话语体系。     

关于中外史学比较研究问题的解说

中外史学的比较研究,应当包括中日、中韩(朝)古代史学的比较研究。比较东亚各国同源而异流的传统史学,对于深化史学史研究具有重大意义。这种史学的比较研究,应当解决一些关键性问题,如历史学能够产生的基本条件、史学的基本准则和内在矛盾等。中日、中韩史学的比较,亦需要进行深层次的探讨,研究源于中国的传统史学在其他国度演变出的特色及其原因。中日史学的比较研究,已经预示出可观的学术新境,例如中国传统的历史正统论,经日本早期政权的改造,形成决定日本统一和天皇万世一系社会意识;日本与中国史学近代转型的比较,给历史研究和史学研究以很大的理论启示。中日史学比较研究,有待众多学者参与以共创繁荣。     

新世纪以来吕振羽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吕振羽是一位熔革命与学术于一炉、集革命者与学者于一身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回顾和总结有关吕振羽的研究状况,对深化发掘和认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和史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新世纪以来,学术界围绕吕振羽的生平活动、人际网络、精神风范、学术遗产等多个方面进行了既深且广的探讨,不仅呈现出吕振羽研究的多个面相,同时也预示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与史学研究的新趋势。未来研究,亟需挖掘吕振羽相关档案资料,加强与其他马克思主义史家的比较研究,从文本与语境互动视角对其进行整体性的认识。     

论文化史学与史性文体——以刘勰《文心雕龙·史传》卷组为中心

中国史学源于以天文学为中心的博物学,这决定了中国史学与中国诗学具有相同的理论背景,但流变路径并不完全一致。另一方面,中国史学与中国文化中的文观念、笔观念关系密切,因而史、文、笔诸观念相结合是形成相关文体、文体群,并决定其精神走向的关键环节。     

鞠清远史学初探

鞠清远是20世纪30年代有重要开拓性的社会经济史学者.他既注重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又不忽视理论与方法,在治史风格上形成了自己的特色.鞠清远在中国社会经济史的诸多领域内颇有建树,尤精研于唐宋经济史,在推动我国社会经济史学科的发展方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也奠定了他在中国史学史上不容忽视的地位.     

从《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看20世纪90年代美国外交史学流派及方法论特征

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外交史学出现了两大方面的变化:后修正学派形成并提出了"共识说";"国际史"取向的方法论为大多数史学家认同。然而,《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的出版表明,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外交史学界,现实主义学派、修正学派、自由主义全球化论者以及后修正学派在基本史观和重大问题见解上存在巨大差异甚至决然对立;方法论方面也尚需进一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