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道治子身”:张荫麟的近三百年学术史研究

近三百年学术史研究是张荫麟早年治学历程中倾注心力最多的学术领域,他最初在学界崭露头角,得力于在这方面的长期积累,其研究契机缘于梁启超的影响。他在近代民族主义的关怀下进行清学史的研究,追寻近三百年学术人物的时代意义,表现出敏锐的史感、广博的视野,此中充满对时代、民族的关切。对张荫麟学术史研究的考察,不仅使我们获知清代学术对张荫麟学术生涯多方面、础石般的积极意义,也有裨于更准确地把握张氏治史风貌及其转向轨迹。     

还“ 德” 于“ 史” ：柳诒徵与二十世纪东南学派史学伦理化转向

清末民初,传统伦理化史学遭遇巨大理论危机,以梁启超"史学革命"为标志,中国近代史学开启了知识论转型.基于实在论的"新史学"始于对"科学""进化论"等现代西方观念的绝对信仰,致力于将道德驱逐出历史领域.但一战后,国内史学界开始重新审视"史德"问题.文化论争中的柳诒徵及"东南学派"坚持"信古",在批判和借鉴章学诚、梁启超的"史德观"基础之上,表达了历史与道德密切联系的观念立场.及至"九一八事变"后,文化保守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实现某种程度地合流,并催生出"经世致用"的史学目的论."东南学派"重新阐释历史与道德关系,论证历史的道德属性,力图纠偏"史学革命"以来"为学问而学问"的研究倾向.历史领域的反传统思潮在1930年代有一次明显转向,"东南学派"引领的史学伦理化思潮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留下了独特印记.     

21 世纪以来陆贾与《新语》思想属性研究综述

21世纪以来，学术界对于陆贾与《新语》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学者们关于陆贾与《新语》的思想属性研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哲学思想属性、政治学思想属性和史学思想属性。这对深入研究陆贾的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古代史学的思维特征

中国古代史学通过对历史研究的对象、特点、方法与目的的多重思考,逐渐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思维特征,一是"究天人之际"的整体思维,旨在探讨天人关系,将天道与人事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思考,体现出天人一体的特点;二是"通古今之变"的通变思维,旨在探讨古今关系,在贯通古今的过程中审视历史的盛衰之变;三是"成一家之言"的创新思维,力求史学认识要见解独到,史书编纂能发凡起例;四是"以史为鉴"的鉴戒思维,强调本着强烈的历史忧患意识,通过书写历史的兴亡成败,以为现实政治作出借鉴;五是"求真"与"求道"的二重思维,要求既要追求史实之真以反映历史本来面目,又要追求道义之真以维护社会与政治伦理,而史实之真必须服从于道义之真。对中国古代史学思维特征的具体阐述,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中国史学思想的民族特性。     

西方史学视野中的唯物史观

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教义是:"历史受经济力量的无情制约,所有人类社会都将通过相同的阶段走向社会主义,目前绝大多数人正在经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不管人类事实上已经公开声称的动机为何,在任何时候,物质利己主义都是人类行为的主要动力。阶级代表了对其自身利益的集体表达,因此所有历史都不外乎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意识形态、艺术和文化不过是经济基础的反映,它们没有自身的历史动力。个人是他或她所处时代和所属阶级的产物,哪怕是天才和强者也无力左右历史进程;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但即便如此,他们的行为依然有一套固定的模式。"与马克思同时及之后大约一百年来,上述每一个命题都曾得到过马克思主义者的赞同,这些命题又无一例外地是对马克思所真正言说的内容的粗略简化。经过几代人的研究和思考,马克思的理论被发展。与马克思主义的批评者所批评的相比,马克思主义为历史学家所提供的要多得多。     

从历史中汲取治国理政智慧

中国史学传统包含春秋笔法与秉笔直书。历史不仅是经验参照,而且是价值标尺和道德准则,因而对治国理政具有重大影响。现代治国理政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可分为四个层次:一是方法和技巧的模仿;二是寻求历史借鉴;三是提高理性认知水平;四是增进人类的智慧。这四个层次,均有走入歧途的可能。传统史学对现代的启迪路径有两个考察维度:一是从事件到趋势,二是从经验到智慧。妨碍获取历史启迪的偏向也有二:一是过多强调更新而忽视积淀,二是过多强调接受而忽视对话。梳理相关问题,有助于协调传统史学与现代政治的关系。     

纪念新中国成立65周年座谈会

9月25日，由中国国史学会、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论坛联合召开的纪念新中国成立65周年座谈会在北京举行。出席座谈会的有：中共中央军委原副主席迟浩田上将，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常务副会长邢世忠、有林、朱佳木，副会长李树文、沙健孙、梁柱、周才裕、钱海晰，中国国史学会副会长张翔，中国国史学会顾问李殿仁，中国国史学会农垦史研究分会会长魏克佳，中国国史学会秘书长、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张星星，以及当代中国研究所、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中国国史学会办公室的领导和工作人员近百人。     

关于金富轼历史观的探讨

金富轼是朝鲜半岛第一部正史《三国史记》的撰写者,其史学观层面丰富,其中,事大观、神话观、渤海观以及以新罗为中心的正统观等四个方面不仅集中体现了金富轼重要的史学思想,也是学界评价《三国史记》史学价值的焦点。文章认为,金富轼的历史观中虽然有时代的局限性,但在正统、渤海等问题上所体现的史学认识基本上是客观而合理的。     

从《中国古典园林史》浅论周维权的史学思想

《中国古典园林史》是周维权先生的十年力作,在园林史研究上有着很高的价值。这本书反映了周维权先生的史学思想：史籍要内容详实、条理清楚,要搜集大量史料、严格考订史料,应用历史比较法和唯物辩证分析法等史学方法对历史进行分析。     

史学的专业化与大众化刍议——“易中天现象”的史学解构

兰克新史学标举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重视社会的历史。科学与理性成为新史学专业建设的指南。对社会史的重视结束了"帝王家谱"的话语霸权,纵横结合的社会史为史学开辟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但新史学对科学与理性的过份强调,与"史学本质里"的文学元素产生了内在的冲突;后现代史学因运而生。"易中天现象"既是新史学社会史的延续与发展,也是史学文学性要求的必然表现,其大众化趋势正反映了史学发展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