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生产"理论视域下社会生育意愿降低现象探析

在生育率不断降低、人口老龄化严重、经济放缓等问题日益严峻的背景下,提高社会生育意愿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两种生产"理论是较早提出人的生产对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理论之一,在了解社会生育意愿降低现状的基础上,通过深入研究"两种生产"理论,将人口生产作为一个公共领域事务,引入政府干预,改善社会生产关系,从根本上提高社会生育意愿.     

生育政策对出生性别比升高影响及未来生育政策的走向

出生性别比从正常到失衡与现行控制生育子女数量的生育政策是同步的,在时空、群体等方面具有一致性。生育政策强化了生育个体行为者的性别选择意愿,表现为出生性别比具有省区差异、城乡差异以及孩次差异。以生育政策率为1.5-2.0区间值作为拐点,出生性别比或者高于其正常值域、或者逐渐趋于其正常值域。     

新时期中国低生育率的影响因素

近年来,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持续走低,甚至远低于一些发达国家的生育水平,这与新时期宏观生育环境发生巨大变化,许多影响生育的新因素开始凸显密切相关。收入水平大幅且迅速提高、生育养育孩子的经济成本飞速上涨、经济环境和劳动就业面临的风险上升、性别平等困境带来的家庭—工作冲突剧烈、社会养老保障体系逐步完善、新媒体快速传播低生育文化等成为影响我国持续低生育率的新因素。政府在制定相关的生育支持政策时,应该将这些新因素纳入考虑,从降低生育养育的经济成本、提供足够的制度保障、营造生育友好型社会文化环境三方面着手,切实有效地解决家庭生育中面临的困境,帮助他们实现真实的生育意愿,进而提高生育率。     

特大型城市低生育水平下人口老龄化和高龄化的应对策略

上海是我国最早进入人口老龄化的城市,从1979年至今已有30多年的历程,人口老龄化水平大大高于全国水平,已经接近西方发达国家水平。在经济转轨、社会转型、人口转变特别是超低生育率的大背景下,借鉴国际和国内经验,探索积极的、低成本的、可持续的健康养老模式,是当前加强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是摆在政府、社会和公众面前迫切需要加以认真思考、研究和回答的重大课题。     

独生父母愿意打破代际传递生育多孩吗？——基于成渝地区476份调查问卷的分析

普遍认为独生父母群体更易陷入理想家庭规模不断缩小的低生育率陷阱,文章基于成渝地区476份调查问卷的数据,聚焦独生父母的生育意愿,从经济因素、社会因素、代际支持和文化观念四个维度全面考察独生父母再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生育观念随经济社会的发展而转变,当代独生父母选择再生育的最主要原因是“喜爱孩子,子女有伴”,而“养儿防老”观念淡化。同时,独生父母再生育意愿低但有上升潜力,大部分已育独生父母的生育理想和生育行为存在偏差,经济状况、社会保障和抚养条件的改善均会提升独生父母的再生育意愿。此外,由于机会成本更大,独生父母中女性的生育意愿显著低于男性。基于此,提出政府、社会和家庭三个主体从物质条件和生育文化两方面着手提升独生父母再生育意愿的建议。     

谁更需要生育政策支持:角色冲突视角下的生育率下降与职业结构优化北大核心

运用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首次系统分析了2000~2020年中国不同职业类型女性活产子女数的变化趋势及其与职业结构优化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分职业类型女性平均活产子女数与职业女性总体平均活产子女数“一增一减”的变化趋势,与城镇化、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女性职业结构的优化有关;不同职业类型女性的平均活产子女数及其增幅差异显著,其中,女性专技/办事人员的平均活产子女数最少且增幅最小,其未能实现的生育数量最多,生育对其工作与家庭相互冲突的影响最严重。在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以及优化人口发展战略的过程中,女性专技/办事人员既是最需要生育政策支持的群体,也是最有潜力提高生育水平的群体,相关生育政策应加强对此类职业女性的支持力度。     

关于外来人口分母效应的再讨论

本文就梁秋生对京津沪的外来人口分母效应检验提出的反质疑做出说明,并补充了采用新的划分口径和采用其他数据进一步检验的结果。新划分口径的检验和更大数据样本的检验仍然表明京津沪三城市中外来人口分母效应并不像他所推算得那样显著,本地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仍显著低于1·0。本文还指出了梁秋生在计算北京平均生育年龄变化时的错误、以及他在把握生育年龄变化方面的误解,并探讨了在理解当前总体生育水平方面时生育进度效应与外来人口分母效应的层面问题,以及外来人口分母效应能够得以体现的必要条件问题。本文将梁秋生对京津沪外来人口分母效应推算中应用的假设与五普1‰样本数据的相应统计结果进行了具体比较,指出他在推导在校学生性别年龄分布时可能产生的漏洞及其影响。     

“全面二孩”后的人口预期与政策展望

“全面二孩”生育政策究竟能对人口发展产生怎样的影响？文章假定今后维持“全面二孩”人口政策不变进行了人口预测。结果可知：城乡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并不会带来出生率的猛增和人口数量的剧烈反弹,高峰期最多可以新增出生人口400万;政策调整会提高人口峰值,有利于改善人口结构,延缓劳动力供给的衰减速度,但作用微乎其微。从其他国家的人口发展经验看,生育率的下降趋势似乎不可避免。因此,“全面二孩”并不是生育政策调整的终点,应继续监测生育水平,进一步调整生育政策;建立和完善“家庭友好”政策体系;从社会体制和经济体制应对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