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非典”的非典型思考

去年春天，我国遭受了一场“非典”疫情的重大灾害。党中央、国务院把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及时研究和部署防治“非典”工作。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制定《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将“非典”列为法定传染病管理，     

疫情下民宿业租金减免之法律思考及纾困路径

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给民宿经营者带来巨大的经济压力,减免租金问题浮出水面.其一,出租人应积极应对承租人之减免租金之诉求,承租人应确认合同中有无不可抗力、情势变更条款,并及时通知出租人己方面临的困境.其二,旅游局、民宿行业协会对于减免租金问题予以引导、从中斡旋,并开展相关宣传活动,助力旅游区及时恢复,吸引游客.政府应出台相关措施对于民宿行业予以补助.其三,司法机关,应尽快出台应对疫情的相关司法文件,向社会传达息诉止争的信息.     

重大疫情防控中网络舆情治理的实践困境与策略优化

疫情防控关乎生命安全,舆情治理关系民心所向。基于重大疫情防控下的网络空间呈现出前兆性缺失、全民性参与、持续性诱发的舆情特征,由此引发了一系列辐射效应,造成深层次的结构性社会影响,导致了社会心态的转变和非理性情绪的蔓延。以信息、情绪和制度为视角的网络空间中,信息场域混乱导致信息失衡、非理性表达导致消极氛围、制度效能不足导致治理式微的实践困局,网络舆情空间乱象频发。疫情防控下的网络舆情治理体系,应以维持信息生态平衡为基础重建信息场域,以引导正面社会情绪为指向重塑情绪氛围,以发挥制度治理效能为动力重构制度体系,以此构筑战疫精神堡垒,凝聚民族精神伟力。     

1957年大流感暴发与防控的历史回顾

文章回顾了1957年大流感于我国暴发后在全球及国内的流行与传播情况,分析了全球防控措施,包括全球监控、疫苗接种、药物与隔离等,以及我国的综合性防控手段,并对1957年大流感流行和防控的相关情况进行了评价与反思,认为仍需要加强以下三方面的工作,一是加强全球合作,二是及时了解并控制疫情,三是做好综合防控等。     

我国文化产业发展风险防控机制研究

我国正处于改革的关键期、深水期、攻艰期和风险期。各种产业发展面临着巨大的风险,甚至危机,特别是对于文化产业这样的创意产业和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而言,更是如此。因此,如何界定、识别、评估文化产业发展风险不仅是确保我国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更是确保国家文化安全的重要保障。     

高校群体性事件防控的突出问题及对策研究

高校群体性事件近年来呈频发态势,对社会的安全与稳定危害极大,如何加强高校群体性事件的防控成为当前面临的紧迫而现实的重大问题.而今,有些高校群体性事件防控还存在着政治观和价值观教育不到位、合理利益诉求渠道不顺畅、高校网络舆情监管不力等方面的突出问题,应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合理利益诉求、网络舆情监管等方面加强建设.     

欧盟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机制及其局限

根据欧盟内部的权能划分,公共卫生主要是成员国的权限,欧盟的作用是支持并补充成员国采取的行动,以达到促进健康和保护公民免受跨境健康威胁的目标。欧盟在卫生政策大框架下,利用有关跨境健康威胁的主要机制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该机制强调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重要作用,鼓励成员国通过"预警和反应系统"与卫生安全委员会进行信息交流,并协调各国对健康威胁的应对措施。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欧盟对疫情的发展保持密切关注,采取多项举措在成员国之间进行信息共享和协调应对。随着疫情的快速蔓延,欧盟多机构、多部门联动,进一步加强成员国之间的协调和统筹应对,同时注重缓解疫情对社会和经济的影响。此次疫情的发展反映了欧盟应对跨境健康威胁机制存在局限。由于欧盟权能有限,成员国仍是卫生政策的主体,欧盟层面的疫情应对受到限制。缺乏有效协调进一步削弱了欧盟的反应能力。欧洲民众的价值观、行为和生活方式等为欧盟有效应对跨境健康威胁带来困难。此外,英国脱欧也为欧盟的应对带来了潜在风险。     

廉政风险防控管理：适应当下中国反腐败环境的管理创新

廉政风险防控管理是近年来我国预防腐败过程中探索出来的一项管理创新。它将腐败和不正之风视为公共权力运行过程中的风险,强调预防腐败重在降低其发生的可能性及其危害程度,强调在保障公共部门及其岗位有效履行职能的基础上,依据风险管理理论设计,借助多重防护和多环节的管理框架体系,从整合制度、技术和文化三种途径,实现预防腐败的目的。廉政风险防控管理能够满足在现行政治体制下加强权力制约与监督以有效预防腐败的需要,有助于贯彻落实建立健全惩防体系,提高反腐倡廉科学化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