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哲学的实践概念

马克思哲学的实践概念终结了实践哲学,开辟了哲学实践。马克思在人的感性的对象性活动中,不是创建了实践哲学,而是丰富了哲学实践。通过人的感性的对象性的社会活动、历史活动和世界活动,哲学政治化,政治哲学化,这是我们思考马克思哲学实践概念必须面对的,也是我们探讨当今全球社会实践无法回避的。     

"浙商"的人文特性及对中国现代化的典型意义

"浙商"作为当代中国最大的商人群体,创造了世人瞩目的经济奇迹,这是因为其具有深刻内涵和独特结构的人文特性.同时,浙商存在和发展的局限也在于其人文特性.关于"浙商"人文特性的理论观点和实际感知,可以概括为"天人分离"与"天人合一"并存和结合的"浙商"基本人文特性,"自主性"与"相关性"统一的"浙商"主体人文特性,"个众"与"和合"统一的"浙商"总体人文特性.具有这三个层次的内容和结构的"浙商"人文特性,对于反映和推进中国现代化具有典型的意义和价值.     

农民工的传播作用解读

农民工是现阶段我国社会转型历史时期产生的特殊社会阶层,他们游走于城乡之间,在现代社会中是一个"边缘人"群体.由于这种边缘的社会地位,在城市文明的传播中,农民工有着双重的传播角色,通过不同的传播行为影响了传统束缚下的农村社会,对农村信息平台的构建有着先导和示范作用.但同时,由于农民工自身的局限性和社会传媒环境的制约,其传播行为又有一定的混杂性和低层次性.如何更好的发挥农民工的传播作用,建立一个有效的农村信息平台,这需要充分发挥大众传媒的引领构建作用以及政府机构的协调管理职能.     

北魏洛阳令的相关问题

洛阳令作为北魏洛阳的行政长官,肩负着维持京畿地区社会稳定的责任,因而在执政过程中,不避强权,严惩罪犯是其重要职责;同时,洛阳令还有救助弱势群体、上报辖区人口数量和征收赋税等职责,而参与朝政的权力,表明洛阳令享有较高的政治待遇.北魏末年,因社会政治形势的变化,洛阳令的升、降职呈现出复杂化的倾向.     

农民经济行为与环境问题研究

农民经济行为和生态环境问题密切相关.而历史上有关农民经济行为研究的多种理论,都忽视了生态环境因素.实际上,农民经济行为一方面受制度、收入水平和市场化程度等因素形成的外部环境影响,另一方面又受来自心理需要上的影响.为此,对农民行为进行分析,需要建立一个新的农民行为分析框架.该框架将生态需求引入到农民的行为目标中来,这对于改善生态环境问题有积极的价值和意义.     

李道子与太极拳关系考——《千载寺唐僧十力传碑》的可信性与价值初探

<千载寺唐僧十力传碑>碑文的面世,为我们了解李道子提供了大量宝贵的信息.与相关史料比对研究,可以确定碑文的大部分信息比较可信.这些信息对于研究太极拳的起源、三教合一论以及古老的养生文化是弥足珍贵的.但是碑文中述及李道子为无极养生功的创始人则难以成立.有些论者认为李道子是太极拳的鼻祖,则是更加不可能的.不过,太极拳与无极拳以及千载寺的养生文化却一定存在着源远流长的承继关系.     

论社会进步评价的两个基本尺度——基于生产力尺度与人的尺度相统一的视角

生产力发展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具有内在相关性与和谐一致性。生产力发展为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创设条件,人的发展又对生产力发展产生巨大促进作用。社会进步的评价尺度只能是生产力尺度与人的尺度的统一。     

企业的社会责任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企业是在一定的伦理观念下从事经济活动的组织,不同的经营伦理观念与价值取向决定了企业经济活动具有不同的社会效益。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将企业视为受一元经营伦理观支配的理性“经济人”,受这种伦理观支配的企业行为造成了巨大的社会成本。由“经济人”转向“社会人”,追求企业自身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应当成为现代企业的经营伦理观,这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要素。     

科学发展观的三大理论基础

科学发展观本质上是人一发展—辩证法的统一。现实的、具体的每一个创造性的“人”。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实践活动过程的“发展”,以及作为人自己解放自己的自由的理论表征的“辩证法”,是科学发展观的三大理论基础。只有深刻把握了其理论基础,才能深入理解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将科学发展观落到实处。     

人研究的运思范式

弗罗洛夫是二十世纪后半期俄罗斯苏联时期最卓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他提出把人作为完整的科学客体进行综合多学科研究,为此提出了总体性规定、哲学家与其他学科专家的合作、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下以及从现实性、紧迫性问题入手的具体要求,并主张人研究中科学与艺术的相互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