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登斯结构化社会理论中的生活政治

吉登斯提出的生活政治,作为一种新型政治思维,因应于晚期现代性社会转型及其结构化要求。全球化与反身性引发晚期现代性社会结构与关系的变革,这些变革从宏观制度到微观生活,都反映出现代性所特有的不确定性,而政治与社会也并非二元分离,而是呈现出"政治社会化",由此,生活政治有理由成为一项基本的社会政治治理方法。生活政治具有生成性与开放性特征,在实践中表现为行动者的反身性参与,即社会成员积极重塑生活并为其行动担责,共同致力于晚期现代性社会团结与社会整合。     

从福利国家到社会投资国家:发展型社会政策生成机理及其运行逻辑

伴随工业社会向风险社会、信息社会和后工业社会的转型,欧盟福利国家出现了社会风险、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转变。为了适应社会变化,"社会投资国家"理论提出社会福利应由"消费型"福利向"投资型"转向,由"消极型"向"积极型"转向,由"排斥型"向"包容型"转向的社会政策理论。福利国家向社会投资国家的转换逐渐形成了以"社会投资"为主要方式,以"社会发展"为价值诉求的理论范式,为发展型社会政策奠定了理论架构和实践基础。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新时代,通过梳理发展型社会政策的生成背景、理论基础、运作逻辑,对于正在进入"社会政策时代"的中国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有利于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包容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发展型"社会政策框架。     

病残弱势群体社会身份重构的文化路径——以城市公共文化生活为例

进入新时代,病残弱势群体亟需重构社会身份以赢得社会尊重与认可。公共文化生活作为一种谦和而温馨的社会交往空间,既使重病患者能够通过团体生活中的互动与集体活动来巩固和提升对自我和群体的认可感,又让残疾人经由在积极的社会交往中展现自我而赢得的荣誉、声誉和社会尊重来重建自信与社会价值,进而使他们得以在社会身份的重构和提升中重新认识生命意义。而且他们还能在有价值的公共文化生活中实现社会身份提升和生命意义丰富之间的良性互动,并最终在社会融入中获得幸福感。于此之中,这种身份重构之文化路径的社会意义也突显出来。     

乡村振兴战略与新型城镇化建设融合发展:经验、梗阻及新时代方案

乡村振兴战略与新型城镇化融合发展是新时代推进乡村可持续发展和城乡融合的战略选择,二者互为联动、相互促进。我们党自成立以来就致力于农村发展,在城镇化建设进程中取得伟大成绩的同时也积累了宝贵经验:始终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坚持维护农民根本利益为主线;坚持破除城乡、工农之间二元结构;坚持基层创新与顶层设计相结合的农村改革"方法论"。目前,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和新型城镇化融合发展中存在一些问题。为了二者融合发展,只有促进要素在资源配置中充分双向流动,立足于乡村振兴战略,实现产业城镇化、绿色城镇化以及社会城镇化,才能真正构建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双轮驱动,实现城乡融合发展。     

西藏县级融媒体创新社会治理的功能与意义——一种治理媒介化的视角

媒介对社会治理的参与由来已久,当前融媒体以工具形式作用于社会治理活动中,使社会对象成为一种治理对象而具有了可治理性。基于西藏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特殊性,县级融媒体中心集信息传递、公共服务和风险控制功能于一身,有利于推进社会治理的协同化、精细化和科学化,从而达到媒介发展与治理目标的双赢效果。     

隐私政策在企业数据合规实践中的功能定位

互联网企业往往通过隐私政策传达对消费者数据隐私的尊重,但一来很少有人点开并完整地阅读它,且面对给定的隐私政策无法讨价还价,二来消费者也难以判断隐私政策的合规性如何,三来政府监管机构能否以及如何对隐私政策进行执法尚不清晰,使得隐私政策并未发挥它应有的功能。实际上,隐私政策对内是企业治理规范,是企业积极主动地拥抱隐私、承担社会责任的体现,对外则是沟通消费者与企业数据处理行为的桥梁,是政府监管的重要内容。隐私政策文本不仅要体现法律遵从性,更要落实到企业数据合规实践中,在企业、政府、行业与消费者之间形成良性互动,搭建数字经济时代隐私保护的共同体。     

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层次结构和实现途径

本文通过词汇联想、词汇分类研究后发现,民众美好生活需要的结构可分为三个维度:个人物质维度、家庭和人际关系维度、国家与社会环境维度。通过美好生活需要测量工具的编制和社会心态调查发现,美好生活需要与获得感、安全感、幸福感均有较高相关。心理健康、生活压力、社会公平感、政府工作满意度等社会心态指标都是美好生活需要满足的影响因素。     

抗击疫情 彰显中国力量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来势汹汹,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巨大考验。在抗击疫情中,无可比拟、不同凡响的中国力量得以彰显,表现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社会主义制度的统筹力、海外华人华侨的向心力、新时代新载体的科技力、大国特色外交的影响力、逆行白衣战士的贡献力、人民解放军的攻坚力和伟大的中华民族的团结力。     

古巴比伦王国的正义敕令探析

古巴比伦王国继承并发展了苏美尔人的正义理念,颁布正义敕令原本只是应对经济社会危机的临时举措,在古巴比伦王国中后期发展成为国王登基后的第一要务。正义敕令减轻了部分人员和机构的负担,有利于维持公民群体的稳定和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然而,它并非普惠全体臣民,而是仅仅惠及部分与王室关系密切的人员和机构。虽然国王颁布正义敕令的主观动机是笼络人心和巩固政权,但是,它客观上有利于政局的稳定、经济的发展和民众的生活。古巴比伦王国的正义敕令的确曾被付诸实施,然而其时效性往往成为规避它的手段。总之,正义敕令是古巴比伦王国巩固政权的一种策略,具有一定的进步性,但其自身的局限性制约了实效的发挥。     

风险社会理论与重大疫情事件中的思想政治价值引导

以风险社会理论为视角,反思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引发的多维度社会-政治动力学,反思对于积极开展疫情发展中和疫情结束后的思想政治价值引导工作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结合现代性社会运作的底层逻辑,并透视风险社会与现代社会阶层、人类命运共同体和社会治理的系统相关性,我们为未来的舆论引导和价值观引导确立一个可靠的理论基础和原则高度,最后,在具体引导的对策上,提出积极利用国际舆论场的正面资源的比较性阐述方法,主动引导大众重新理解社会主义优越性,科学理性思考重大疫情所涉及的思想政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