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视角下宅基地资格权跨区域流转的立法保障

新时代的共同富裕是在全面依法治国的背景下提出的,宅基地制度改革也应遵循法治要求。我国相关立法机关应结合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成果,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将宅基地资格权这个政策语言进行法律解读并将其导向法律规范制定和修法层面,落实集体所有权,确保宅基地资格权取得的公平、公正与公开,确保宅基地资格权权能的充分、完整性,减少政策与现有法律之间明显抵牾存在的时间差,以法治方式保障宅基地基本功能,以法治引领破解宅基地改革试点中的问题,使其在实现共同富裕进程中发挥应有作用。     

俄罗斯立法中的“少数民族”与“民族权利”及其沿革

俄罗斯联邦作为拥有超过190个少数民族的多民族国家,其民族情况之复杂、民族立法的体系之庞杂,足以成为一个极具代表性的研究样本。在俄罗斯现有的立法逻辑中,少数民族更多地被视为一个广义上的民族权利主体,按其语言表述和法律概念上的不同,主要划分为基于民族归属的个体权利、基于具体权利主张的个体权利、基于身份认同的少数民族(个体的或群体的)权利、基于原住民特有的身份认同的权利,以及已经出现但是尚未能被俄罗斯学界所广泛承认的、扩大化的少数民族社群的权利,其权利主体包含了久居少数民族聚居地的旧居民的权利,等等。俄罗斯民族立法体系分为联邦-地方两级,民族权利的内容主要侧重教育权和文化权,并基于这样的独特结构,逐渐形成了符合自身历史阶段和利益表达的民族立法的内在法律逻辑结构,在旧有的立法理念之上,根据时代的发展变迁提出了民族的“身份认同”、作为集体权利的民族权利等新理念,以期实现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和身份认同的统一。     

法益立法批判机能的局限性与外部价值供给

法益保护原则无法独自胜任立法批判任务。抽象的法益概念至多能描述待保护的自由范围,但由于其本身不具备价值衡量的功能,从而无法满足衡量刑法必要性的需求。确证刑法立法的合法性至少需要考虑三个层面的问题：首先,必须证明某行为超越了法律自由的界限;其次,以刑法规制该部分违法行为是必要的;最后,针对该违法行为的刑罚后果必须符合比例原则。三个步骤具有逻辑的递进性,不容跳跃。在检验行为规范合法性层面,继宪法性法益的目的理性检验之后,需由社会伦理谴责性承担起界分一般违法性与刑事违法性的价值衡量任务。     

北京市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立法的若干问题

推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立法,旨在为北京市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提供法治保障,促进中心建设在法治轨道上行稳致远。北京市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立法既可以回应国家法治的需求,也可以回应地方法治的需求,同时还可以为国家法治与地方法治的良性互动提供新的可能性。在推进北京市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立法的进程中,应当坚持几个重要原则,特别是“科”“技”并重的原则与激励为主的原则。在此基础上,有必要通过制度创新,从三个方面加强科技资源的统筹整合：统筹中央科技资源与地方科技资源;统筹北京科技资源与其他地方的科技资源;统筹北京科技资源与国外科技资源。与此同时,还要注意立法的创新性与针对性,以回应地方立法的新趋势。     

新时代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护立法的基本原则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背景下,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护立法是有效保障途径,而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护立法的基本原则,体现了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护立法的基本要求。作为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护的根本价值,必须在保护立法基本原则中得到体现。新时代乡村振兴背景下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护立法基本原则应当坚持秉承历史真实性、风貌完整性、生活延续性、保护优先与可持续利用、利益平衡等立法基本原则。     

图书馆法立法的机遇和路径选择

图书馆法立法可以看作是一个系统工程,除了积极的愿望外,要有合适的机遇和路径选择。机遇是国民信息需求空前旺盛,国家、社会对信息化的倚重程度加深,图书馆在信息服务中所占份额有所扩大,图书馆信息存储、传播的独特作用突出。立法路径包括全国人大制定专门图书馆法,全国人大捆绑制定包括图书馆内容的信息法,国务院制定有关图书馆法的行政法规,文化部制定或联合其他部门共同制定有关图书馆法的部门规章,地方人大制定地方图书馆法规。     

贩运人口：概念诠释与立法评析——以联合国《补充议定书》为中心

我国已加入《联合国打击贩运人口补充议定书》,但学界对于贩运人口的概念以及我国如何履行条约义务存在诸多误解。贩运人口包含行为、手段、目的三个要素。贩运行为的内涵远远大于拐卖;其手段有强制性,应足以排除被害人意志自由;其目的以剥削为内容,具有间接性。我国未专门设立贩运人口罪,也不是以拐卖妇女、儿童罪来履行条约义务;而是以目的要素为导向,分别对以性剥削、劳务剥削、切除器官为目的之贩运设立不同罪名。     

清末检察制度立法演进之述评

清王朝在仿行日本君主立宪制的进程中,伴随着新型裁判制度的建立,使检察制度得以伴生。但检察制度独特的立法演进轨迹,不但彰显了制度变革的缓步和艰难,也体现和蕴涵了制度变革所深具的时代特色,这对于法制变革的路径指向和规陈展布具有启示意义。     

对50年法制建设的几点思考

新中国成立50年来,我国的法制建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也存在急需解决而又尚未解决的一些历史遗留问题。为要解决这些问题,最为重要的是辩证地看待“变法”,正确处理“立法”与非正式制度(如习惯、道德)的关系,以及进一步扬弃我国传统法文化,创建适合现代法治需要的新文化。     

经济创新中的公平正义——福利企业对社会企业本土化的经验启示

市场与道德之间的关系是具有普遍性的重要议题,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纳入道德维度的衡量。兼具企业定位和明确的社会目标两个基本特征的社会企业近年来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在市场中运用商业化手段参与竞争和追求盈利,但其运行不以企业利润最大化为目标,而是为特定社会问题提供创新的解决方案。由于社会企业是舶来的新概念,在本土化的进程中必然面临与既有组织形态相适应的问题。在我国原有的类社会企业组织中,福利企业具备较高的契合度,并且在立法建设方面对社会企业的发展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在经济创新的转型中,社会企业的立法应当与制度环境、社会治理核心领域相结合,明确政府政策,鼓励和支持社会企业帮扶弱势群体,要注重规范建设,采取分级认定和管理的方式对社会企业进行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