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论的时代特点及理论价值

魏晋南北朝时期发生了民族间的长期斗争和民族的大规模流动,导致民族问题错综复杂备受关注。而作为这个时期史学一个组成部分的史论,其中对民族关系的探讨以及所包含的历史文化认同观念、统一意识,都明确反映了这一时期各民族在纷争中走向重新组合和政治统一的历史过程,显示出鲜明的时代特点和重要的理论价值。     

本刊启事

本刊从2001年起正式采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报学会制订的《中国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编排规范（修订版）》。为此,请作者在来稿中提供如下信息     

审判中心下统一证明标准之反思

在功能论的意义上,证明标准是为裁判者的事实认定活动划定最低终点线,是裁判结论具备正当性、合法性和可接受性的保障。我国统一证明标准的立法规定违背了诉讼认识的规律,忽略了不同程序的差异与功能,削弱了司法判决的权威性,压缩了辩护的空间。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对统一证明标准提出了严峻挑战,使其失去了适用的事实基础和程序基础。审判中心主义之下,证明标准只存在于审判阶段,应明确审前证据要求与庭审证明标准的区别;明确侦查终结、审查起诉的证据要求和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的差异性。证据要求与证明标准差异性的实现,应在审判中心主义背景下,完善证据能力审查规则;细化庭审举证、质证和认证程序;强化阅卷权、会见权、调查取证权等辩护权的行使和保障。     

论法律区分解释原则——以反垄断法为例

法律统一解释原则指同一规则应用于不同案件时应该作一致解释,以确保同案同判,并且,虽然同一法律规则可能涵盖多种案件类型,但是通过解释选定一类案件事实后即排除其意义范围内可能涵盖的其他案件事实。但该原则只适用于较为具体的概念和法律规则。抽象的概念和法律规范可以同时涵盖多种案件事实类型,此时,可以针对不同案件事实类型发展出构成要件和法律效果均不相同的多个细化规则,这种解释法律规范的方法称为法律区分解释原则。法律统一解释原则和区分解释原则并行不悖,在各自的适用范围内均有效。在我国法治建设过程中,应该充分发挥区分解释原则的积极作用。     

从口述史中再谈影响张学良将军一生的统一爱国思想

<正>值张学良将军诞辰110周年之际,回顾英雄改变中国近代史命运的几次重大事件,可以看出强烈的爱国统一思想是伴随其一生的,也是对其影响至深的。从张学良生前的大量口述资料中也可以看出,张学良将军这种统一爱国思想是一步步扎根于心的,并在历史关键时刻爆发与升华的。虽然出生于军阀之家,奉命打内战,但从那时起,张学良就抵触战争。直到毅然决然改旗易帜,再到武力调停中原大战,都是为了祖国的统一与百姓的疾苦。西安事变是张学良将军强烈的爱国情感的升华,也促使张学良将军成为了一位民族英雄。     

刑法解释的对象——在事实与规范之间

把刑法解释的对象限定为刑法文本,是近代理性主义观念遗留给法学研究的学术遗产。但现代解释学表明,只要我们承认解释者合法偏见的有效性,解释的真实过程就不应仅仅是文本自身的独白,法律的意义只有在解释者目光往返来回于事实与规范之间,并在自己的"偏见"引导之下才能最终呈现出来。在这个意义上,刑事司法的核心任务,无非是如何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建立起没有裂缝的对接,司法的过程于是就成为一个案件事实、刑法规范和解释者之间的合意过程。     

论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的科学内涵及内在统一

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较之科学发展观是处于不同层次的概念,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都其特定内涵。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是内在统一的。     

论法治社会与和谐社会的关系

和谐是中国社会悠久而珍贵的思想传统和价值追求,促进社会和谐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和必要条件,在新的历史时期,构建和谐社会已成为当今政治生活的主题之一。要实现社会和谐、保证社会有序运转,法治是重要保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首先应注重法治社会与社会和谐的关系问题。     

论科学技术的实践本质

科学（认识自然）、技术（改造自然）是实践的两种基本形式。科学技术作为实践体现了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物的尺度与人的尺度的统一、真善美的统一。     

正确把握义利关系的价值取向

确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义利关系,在价值取向上至少应该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１、社会主义义利现：义利统一的价值导向;２、“三个有利于”：义利统一的价值标准;３、实现共同富裕：义利统一的价值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