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数据霸权的建构与法律应对

数据霸权内嵌于美国的霸权体系之中，并沿着“制度—价值”的框架展开建构。其既依托技术实力以控制者标准不断扩张数据主权，也借助对自由价值的输出推动数据的自由跨境，在维护本国数据安全的同时不断染指他国数据。对此，其他国家在同美国的合作与博弈中形成以防御为导向的法律工具，通过数据本地化和权利化维护利益。面对美国的数据霸权，中国应发挥国际法的规制功能，在强调数据主权的地域标准基础上综合利用国际硬法和软法，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指引，促进数据领域的合作共进。     

海外藏胞跨境迁移的历程和走向

自西藏叛乱至今,海外藏胞一直是我国党和政府较为重视的一个特殊群体。在过去近60年的时间内,经过三个阶段的从国内藏区向外迁移,海外藏胞的总量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同时,随着海外藏胞持续不断的再迁移,其分布范围也由早期的南亚四国扩展到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而在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后,海外藏胞归国探亲、参观乃至定居逐渐形成一种潮流。当前,海外藏胞群体正面临着许多不确定因素,随时可能再次出现较大规模的跨境迁移,他们的未来走向尤为值得关注。本文利用从印度外交部档案、联合国难民署档案等文献中发掘的新材料,详细梳理了海外藏胞跨境迁移的总体历程,并对海外藏胞的未来走向作出了相应的判断。     

刑事电子数据跨境取证管辖问题研究

电子数据跨境取证模式目前主要有数据存储地模式和数据控制者模式,若两种模式不加改变,单一适用于我国司法实践皆存在种种不足.现从技术角度对网络空间与现实空间进行划分,确立"物理层"之上作为网络空间的取证管辖领域;以属人管辖为理论基础,采用网络用户及其行为作为判断取证对象的基准,确立网络最小管辖单位;在明确取证边界与取证对象的基础上,发展成为"网络最小单位管辖模式".确立"数据存储地管辖模式为主,网络最小单位管辖模式为辅"的取证管辖模式,对于维护网络空间主权、消除单边取证风险、制衡数据大国长臂管辖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商业银行“走出去”的理论与实践——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

新结构经济学是中国社会科学领域自主理论创新的成果。本文运用新结构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研究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中资商业银行“走出去”的背景、模式、原因、挑战以及意义。本文总结梳理了西方发达国家的商业银行国际化发展模式与相关主流理论解释，对比后发现，中资商业银行对于境外业务的拓展没有照搬西方发达国家银行“走出去”模式，而是坚持以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为前提，结合中国自身与外部不同发展阶段的产业结构与融资需求特点，综合自身发展战略与外部国际环境等各方面因素，不断调整和优化跨境网络结构，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化道路，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目标提供了有力的金融保障。     

RCEP生效对我国跨境电商的影响研究

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正式生效，提升了各个签约国家的国内福利水平，同时也扩大了各国之间的贸易规模，进一步促使区域内的贸易流程更加便利化，为推动服务质量和促进投资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对于跨境电商企业而言，RCEP属于当前经贸规模最大、最全面的一种自由贸易协定，在RCEP一体化市场中，企业只有参与原产地的价值累积，通过采用统一化的规则体系，才能够有效降低经营成本，减少企业发展中各种不确定的经营风险，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因此，我国跨境电商在发展过程中要紧紧抓住机遇，突破瓶颈，为更好更快地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申请加入DEPA背景下中国数据治理的相容性审视及优化路径

在全球数字博弈背景下，中国加入《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符合中国当前内部完善治理需求和外部应对“规锁”挑战的需要。进一步研究如何处理好国内数据治理法规与DEPA对接的问题，并以此优化中国数据治理体系，将是未来理论与实践研究上的重点。DEPA在数据跨境流动规制方面采取了“原则+例外”的规制标准，其例外情形体现了比例原则之目的合法、手段合理和手段适度的内涵，确立了平衡“自由流动”与“安全发展”的基本模式。在中国与DEPA数据跨境流动规制对接上，中国数据本地化存储政策在适度性方面仍可能存在与之不相容的风险。中国应以DEPA标准为参照，以比例原则为指引，有序落实执法制度和配套机制以保障数据安全有序流动，优化数据本地化措施的适度性，驱动数据跨境流动体系良性运转。     

我国数字服务税立法的逻辑与展望

当前，数字经济十分活跃，但跨境数字服务却遭遇税收实践困境。用户与数据要素对企业价值创造贡献结构的重塑倒逼税收管辖权规则作出回应。对数字服务税立法的逻辑基础源于用户数据“对价—补偿”理论。目前国际社会对数字服务税立法作出了有益探索，也为未来我国构建数字服务税制提供了下列思路:适度扩展传统理论，回应新兴资源要素的价值创造贡献；审慎设计课税要素，明确税收基本原则依循与价值协调；深度参与国际立法，融贯与引领统一数字服务税制进程。     

我国现行境外企业境内上市规则比较与制度完善

从我国现行规则来看，我国对境外企业境内上市持两种制度安排，一种模式是涉外IPO上市，另一种模式是存托凭证上市。相较之下涉外IPO上市的制度设计还不完善、适用范围有限，其该何去何从，值得思考。本文从两种模式的现行规则出发，比较了两者在几个基础证券法律问题上的差异，分析了两种模式各自的发展优势。两种模式不是二元制的对立模式，一方面参照境内企业IPO上市规则的涉外IPO上市更具有发展优势，另一方面存托凭证上市规则有利于境内外差异性的探索，可互相借鉴。本文从建立双重上市标准、确立涉外专用披露表格等方面提出相应制度完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