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缺失:新生代农民工身份建构与政治认同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本质是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市民、城市社会组织及政治的互动与认同,这种互动与认同以信任为基础。其中人际信任、组织信任与政治信任分别构成新生代农民工身份建构的基础、融入城市的社会资本与政治认同的基础。由于当前社会人际信任缺失、组织信任匮乏与政治信任偏低,导致新生代农民工陷入身份建构与政治认同困境。因此只有通过修复新生代农民工的人际信任、增进其组织信任、重构政治信任方能构建起积极的身份认同。     

新生代农民工在微信同乡群中自我身份的建构

手机是新生代农民工连接乡土社会与城市身份的一种重要媒介。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微信同乡群进行深入访谈的研究发现,在同地熟悉群与异地熟悉群之间没有本质差异,实际上是原先农村社会秩序和农村人身份的网络迁移;而同地不熟悉群的日常交往,则强调城市现代的平等观念,凸显城市里的功利性交往。相对而言,前者容易出现新生代农民工的抱团意识,后者则可能更容易促进他们的城市融入。     

美女的"遗体美容师"职业

一份不被世俗目光看好的职业,一份与青春少女身份相差甚远的职业,一份薪金微薄待遇不高的职业,当人们还深陷于错愕与诧异之中时,一个90后少女,年仅23岁的辛沙沙,已经以一种坚定不移的态度,成为了这份职业最积极的实践者.     

从主体间性看《历劫佳人》中的女性身份问题

在希区柯克的影片中,《历劫佳人》是较少被探讨的一部.运用拉康—齐泽克的精神分析理论,从主体间性角度探讨女主人公的女性身份问题.她在与自身镜中映像的想象性关系中,在与仆人以及男性的符号网络中构建了有效的主体身份,在他者的注视下凝定了自我的位置.同时,她在“缺场”的状态中成为他者要求的客体,从而进入“要求之辩证”,作为男性间的媒介确立着他们欲望的坐标系.     

“阶级大众”的话语营构和文学书写——30年代文学论争与创作中的“大众”身份建构

继五四启蒙模式之后,中国社会选择了以无产阶级革命为手段,建立民族国家的新方案,无产"大众"成为解放的主要对象和革命主力军。文学要参与社会发展的新路向设计,就要承载社会革命和解放大众的使命,教育引导大众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主体。当时的文学论争中,左翼作家批判否定了"大众"认识和界定的多样性,营构了"大众"的无产阶级内涵。在"写大众"的文本中,作家依循无产阶级革命理念,将阶级"大众"叙述为社会变革的新主体。话语论争、理论引导和作家叙述共同建构了"阶级大众"的合法身份。     

文本修改与杨绛文学世界的建构

在杨绛不同文体的创作中,都出现了补充、删减、调整、订正等修改现象,有的文本甚至遭遇了重写式的改造。这些并非偶然的修改行为,形成了杨绛文学作品版本的变迁,加快了杨绛文学世界的建构。通过考察修改前后的文本面貌,不仅能够在具体的技术操作环节透视杨绛文学语言、修辞风格的生成过程,而且能够发现其翻译、研究与创作之间存在的深度关联。经由这一典型个例,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与揭示修改这种文学现象以及由此带来的版本流变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可能性与意义。     

书写“黄金时代”：论萧红的民族身份构建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关怀

萧红一生辗转几地,日本之行（1936.7.16-1937.1.3）尤为显著,这段时光被其自诩为“黄金时代”,其间经历强化了萧红对祖国与家乡的热爱之情,坚定了其独立作家精神,加深了其对中国国民与日本国民性的理解。而这一切,也反哺作家后期的人生与写作,使其认识到了中国国民性的觉醒,能够客观公允地认识和评价日本民众。这些所思、所为、所写展现出萧红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民族立场,在大是大非面前的沉着、严谨与冷静态度,在面对日本问题上所持有的公允态度与客观立场,并展现了其所持有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关怀。     

从主体间性到语境性：数字时代的艺术转型

在数据结构、智能系统、信息网络等新技术的影响下,社会和文化发生了变化。在文化艺术领域,作为艺术作品创作者的艺术主体虚拟化、虚拟主体间性的形成,展示了艺术生态的转型：数字化挑战了传统艺术形式,让艺术作品创作者的身份不再依附于特定的地点,不同的“语境”近在咫尺,每个人都能够参与到创造和重置“语境”的过程中,艺术作品变得具有“非物质性”和“交互性”,从而改变了艺术作品创作者与欣赏者之间的关系;艺术作品创作者与欣赏者之间不再是“施动”和“受动”的关系,而是“交互”和“对话”的互动关系,此时的艺术主体不再是孤立封闭的形象,而是动态开放的形象,艺术主体间与欣赏者之间成为艺术共生平权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