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创新举国体制的反思与重建

科技创新举国体制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概念来源于大科学,也是中国模式的组成部分.借助于举国体制,我国实现了科技的跨越式发展,它具有效率上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精神上的"强大的社会凝聚力、崇高的精神推动力、强烈的国家认同感"和体制上的科学决策等制度优势,但也存在过于强调政府的推动作用、人为的规划引导、国家意志等局限性.重构新型科技创新举国体制需借助均衡治理视角,实现从政府主导型到多元参与型举国体制的转变,注重政府规划性与科学自主性的均衡,发挥政府作用与市场力量的均衡,实现有组织创新与自组织创新的均衡.     

我国非政府组织公信力现状与重构路径分析

非政府组织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第三方角色。近年来,我国非政府组织快速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公信力下降的问题,进而导致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发生。针对我国非政府组织独立性和自治能力差、组织资源不足与效率低下、组织管理者渎职腐败以及社会公众对组织的参与程度低等问题,提出了重构我国非政府组织公信力的路径,旨在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的数量和灵活的优势,实现非政府组织在社会各个领域不可小觑的作用。     

从佛堂到展厅:空间转换下唐卡观看机制的重构

随着国家民族文化产业的推进,藏族唐卡向外传播的范围也随之扩延,从相对传统封闭的家庭和寺院的佛堂,日益频繁地流转到藏地以外的博物馆、艺术馆、展览馆等公共空间的展厅。空间的转换意味着,围绕"唐卡"这个视觉图像而形成的一整套观看机制,包括从观看空间、观看主体及其观看模式,乃至观看对象——唐卡其本身的内涵也都相应发生了不同程度的重构。     

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基于青海省河南蒙旗民族语言认知选择的研究

现代化过程中族群文化重构与民族自我认同加强是民族文化自觉的表现。维护民族主体性的文化要求中所体现的族群性与国家认同并非对立关系,各民族文化重构过程与民族文化自信的生成过程具有同质性,有着共同的目标及能动性结果。各民族在现代化过程中的文化自觉是民族文化自信宏观叙事下的具体表现形式,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框架下提供了国家认同的前提与保证。     

精神生态视域下解读《小王子》的艺术价值

法国飞行员兼作家圣·埃克苏佩里的童话《小王子》以其凝练、透彻的意象,质朴又深邃的叙事为读者提供了直面现实和反省自我精神世界的途径。以小王子的眼光,透视出成人世界的空虚、盲目和愚妄。在物质日益繁荣的同时并没有带来精神的欢愉,现代世界正处在一场精神生态危机中。圣·埃克苏佩里以洞察生命本质的角度,意在传示一条通向人类文明"理想境界"的道路——生命价值的重构以及精神秩序的重建。     

基于抽象语法树和多态机制的复杂条件语句自动重构研究

针对源代码中复杂条件语句将增加程序的复杂性,影响代码的易理解性、可测试性、可维护性和可扩展性等问题,提出了一种基于抽象语法树和多态机制的复杂条件语句自动重构方法,用于识别源代码中复杂条件语句的重构时机并实施自动代码重构。首先将源代码转换为抽象语法树,再探测代码中的条件语句,寻找满足预定条件的条件语句,最后利用多态机制对条件语句进行自动重构,将其封装到一系列子类中。对4个开源项目进行重构时机识别和自动重构实验。实验结果表明,重构时机识别算法的精确率可达100%,并能准确地实现代码的自动重构;经回归测试,重构后的代码未引入任何错误;此外,该算法具有较好的性能,执行时间与系统规模呈线性关系,能够应用于各类不同规模的系统。     

生态智慧创新的保护模式与实现路径

传统的生态智慧是当代中国建设生态文明和发展智慧城市所不可忽视的重要资源。生态智慧的传承与创新主要采用社会法的"被动保护"和知识产权法的"主动保护"两种模式。然而,这两种保护模式存在权利属性公私有别、主体范围不一致、权利内容形式各异以及权利保障适用的法律不同等方面的冲突。作为现代国家通行的保护创新的模式,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在保护生态智慧创新中存在理念功利化,功能不可持续性以及保护机制单一等局限。针对这些局限,文章提出更新理念、重构生态智慧创新的"综合保护"模式,进而从宏观、中观以及微观上全面保障、保存和保护生态智慧的传承与创新。     

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与司马光的重构

日本学者市村瓒次郎在1930年代依据《资治通鉴》的记载提出,汉武帝晚年发布的"轮台诏",体现了其治国路线的转变,正是依赖这一转变,使得已经动荡的西汉王朝得以保全。其后,中国学者唐长孺述及相关问题,亦持有同样看法。至1980年代中期,田余庆发表《论轮台诏》一文,更系统地论述说,汉武帝刘彻在其去世前两年,大幅度转变政治取向,由横征暴敛,穷兵黩武,转向所谓"守文",从而"澄清了纷乱局面,稳定了统治秩序,导致了所谓‘昭宣中兴’,使西汉统治得以再延续近百年之久"。这一重大论断,引起中国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高度赞誉,产生了相当普遍的社会影响。其实上述论断不能成立:(1)见于《汉书·西域传》记载的所谓"轮台诏",只是一种调整对外作战策略的权宜之计,而不是从根本上转变汉廷的政治路线;(2)市村瓒次郎、唐长孺和田余庆诸人认为汉武帝晚年的治国路线出现了重大转变,主要依据的史料是《资治通鉴》,而《通鉴》相关记载不见于《史记》、《汉书》等汉代基本史籍,而是出自南朝刘宋王俭著的小说《汉武故事》,完全不可信据;(3)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采录《汉武故事》,是刻意构建符合其政治需要的汉武帝形象;(4)进一步追溯,可以看到,王俭在《汉武故事》所塑造的汉武帝形象,是基于他对宋文帝刘义隆与太子刘劭之间政治斗争的感情倾向,有意而为。(5)《汉武故事》中的汉武帝形象,虽属艺术创作,但在西汉的历史上自有原型可寻。     

选择与重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机制分析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的内在机制在于文化的选择与重构。文化选择的依据是需要与价值的契合,马克思主义的实践价值、理想价值、社会政治价值和批判价值满足了近代中国救亡图存和文化选择两难境地的需要。文化重构的结合点在于二者在学理上的相容性、相似性,文化重构的基础则是二者在思维方式上的互补性。正是在文化选择与重构的基础上,实现了两种文化的融合,最终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