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宋时期的乡贡取士

乡贡取士是科举取士的重要途径之一。作为一种从社会下层选拔人才的制度,它与西周时的乡举里选、汉代的察举制具有深厚的渊源关系;宋代的乡贡取士在唐代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由一种类型逐渐演变为一种层次;这种发展不仅改变了当时士大夫阶层的结构构成,使其出现平民化特征,而且直接影响了士大夫阶层的整体素质。     

浙江的"乡"、"节"、"会"与区域形象设计

浙江的"乡"、"节"、"会",在浙江省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他们大多还处于区域形象的自然生成阶段.经济全球化、发展外向型经济以及建设文化大省的需要,迫切要求浙江省的市、县、乡、镇进行区域形象的重新定位、策划和设计.坚持以人为本,增强区域形象的人文精神,应成为区域形象浪潮的新追求.     

论家族祭祀对社会的凝聚作用

对社会的控制与治理等问题历来为儒家所关注。本文仅拟就家族祭祀与社会凝聚之间的关系作一定的探讨,分析与阐述这种关系所依据的外在原因,并从先秦儒家思想中寻找两者之间关系的内在理论依据,探讨家族祭祀对社会的凝聚作用。     

清代圣谕宣讲类善书的刊刻与传播

明清时期,随着官方乡约体系的建立,圣谕宣讲逐渐成为乡约的主要内容。但是圣谕的空洞枯燥,容易使听者生厌而最终流为具文。故明中叶以降,各种注解圣谕或者辅助宣讲的版本不断出现,并自成一体,即圣谕宣讲类善书,成为清代善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一般民众教化中亦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论沈从文“乡族”与“军族”叙述中的“生活”与“生命”——以《丈夫》和《连长》为例

沈从文小说《丈夫》与《连长》可以代表其小说世界里＂乡族＂与＂军族＂的两个题材,在＂乡族＂与＂军族＂的叙述维度中,作者隐含的＂生活＂与＂生命＂观多有抵牾,充满了潜在写作的无意识悖论。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难民乡"问题初探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创造性地制定政策,安置国统区难民的做法,对于我党不断提高执政水平和能力,进一步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团结和带领全国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论“乡政村治”中乡村关系的两种极端走向及调适

“乡政村治”模式在实践中异化村民自治的性质，形成了乡村关系中的诸多复杂矛盾，并向两个极端方向发展：即“附属行政化”和“过度自治化”。据此对这两个极端的现实表现、形成原因进行调查研究，并提出了相应的调适意见。     

“麻城孝感乡现象”探疑

在中国移民史上,麻城孝感乡是一个内涵相当深厚的地理概念.关于麻城孝感乡的口碑传说,在四川绵延不断.本文具体考证了麻城孝感乡的建置沿革,认为其存在于明代中期,1472年方撤销建置;"麻城孝感乡现象"的产生原因并非单一,而是具有麻城孝感乡作为元末明初移民迁川中心,以及清初以来以湖广籍为主的外省移民,动辄称祖籍麻城县孝感乡两个层面的意义;并以实际案例从冒籍角度探讨了这一现象.     

“乡政村治”:一项关于农村治理结构与乡镇政府职能转变的个案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治理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农村基层政权和社会管理体制上逐渐形成了“乡政村治”格局,即在乡镇建立基层政权,对本乡镇事务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能,乡以下的村建立村民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对本村事务行使自治权。村民委员会由村民民主选举产生,代表村民的意愿和利益。本文以个案研究的方法分析了农村治理结构的现状和“乡政村治”面临的困境。     

明清以来徽州与苏州基层社会控制方式的比较研究

同处江南的徽州与苏州,因其地理环境、经济、社会结构的差异,导致两地社会控制的方式不同。徽州为宗法社会,明中叶以来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多是经由民间宗族组织实现的;而苏州则复杂得多形成官方、半官方和民间组织的多元控制格局,直至太平天国战后,民间组织才得到较大的发展空间。比较两地社会控制的差异,有助于我们理解社会结构与社会控制的对应关系以及社会控制机制与社会发展路向之间的内在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