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华文传媒:多元文化主义背景下的发展状况

20世纪60年代始,美国族群政策取向发生了由同化主义向多元文化主义的转向,由此推动了华文传媒的蓬勃兴起。多元文化主义在美国政治、经济与文化政策方面的落实带来了宽松的族群传媒发展环境,华文传媒迅速成长起来并形成了伞状竞争格局,集团化、本地化与跨媒体的生存形态以及由政治依附到商业运营的运作方式转型。但是,多元文化主义在理念与实践中存在的文化个性与共性的冲突、文化与权利结构之间的矛盾、资本圈地下多元文化主义滥用等难题也对华文传媒发展提出挑战。     

试论如何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受到了人们的重视.我国政府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方面采取了很多措施,也取得很多成就,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仍然不容乐观.因此必须通过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合理制定保护措施,并利用各种途径进行文化传承,才能保证非物质文化遗产永久流传.     

地方革命传统文化在高职思政课中的运用——以武汉为例

革命传统文化是中国人民在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革命实践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地方革命传统文化在高职思政课教学中应该发挥重要作用,思政课教师应该将地方革命传统文化与思政课教学紧密结合,充分发挥其作用和功能。     

理智与情感:为历史“正名”的方法——从刘保昌长篇小说《楚武王》谈起

历史书写中的“最炫流行风”在今天的文化市场上大行其道——用拆解、谐谑、碎片化、戏拟等方式拉平历史的深度,以“傲慢与偏见”来充抵叙述历史的自信,也经由这种时尚化的叙述使历史以“轻松一刻”的形式实现消费欲望的满足.刘保昌的《楚武王》则疏离“流行前线”,以史料为据,正本清源,守正而出新,为历史“正名”,以彰显历史意识、历史理性的写作姿态,以坚持文学之理想力量的叙事激情,以有文化承担的叙事态度显示出对当代历史小说叙事品格与尊严的坚守.     

文化翻译视角下《边城》英译本的“抵抗式”翻译研究

《边城》是京派小说家沈从文享誉世界文坛的代表作品，是描述“湘西世界”的典范之作。本文以杨宪益、戴乃迭英译《边城》为个案，分析杨氏夫妇如何在翻译中保留原文中的中国文化信息并成功传递给译文读者，向西方读者介绍了中国文化，并进一步细分、归纳了“抵抗式”翻译理论的具体运用。     

浅析文学作品中的话语蕴藉属性以及运用话语蕴藉属性的益处

文学的审美含义及其更深层次的审美意识形态是要通过各种形式表现出来,话语蕴藉属性是文学作品的一个重要的表现手法。这样,文学作品就有了话语蕴藉属性。从各种文学作品看来,话语蕴藉属性的运用还是比较常见的,适用范围也比较广泛。话语蕴藉属性在文学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可能是一句话,一个人名亦或是一个地名甚至是一个字。本文意在浅析部分文学作品的话语蕴藉属性的运用和从而体会运用这一表现手法的益处,进而在自己的文学创作活动中运用这一方式方法。     

浅谈企业文化理念在研究院所人力资源培训中的实现

企业文化理念在研究院所人力资源培训中的实现是让企业文化转化为每一个员工的行为模式,并透过员工行为的改变转变研究院所对内对外的形象,最终提升研究院所绩效,促进研究院所良性发展,透过有良好价值观的员工做有价值的工作,从而为研究院所创造价值。     

胡思敬编纂《问影楼舆地丛书》初探

胡思敬是清末民初著名的史学家和藏书家,《问影楼舆地丛书》是其生平自费辑刻的一部专门收录史地著作的丛书,以收录边疆史地著述为主,同时还汇辑了一些有关中原地区的地理著作,具有资料珍贵、考释务实、有裨时政等特点,对当时边疆史地学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时至今日,《问影楼舆地丛书》的内容虽已不足以适应现代政治、经济活动的需要,但在历史地理的学术研究中,仍为不可或缺之书。     

巧识汉字妙入文——王力先生“一体化”语文教学心得

语文教学效率低下,学生成绩平平,家长不满意,社会呼唤语文教学改革,语文界也披荆斩棘,探索创新之路。本文结合自己多年语文学习、教学、研究的实践与思考,针对上世纪著名语言学家王力先生提出的语文教育的理想模式,即由汉字教学入手,纵深探究相关词语、名段名篇,使学生打通语文学习的关节,形成整体的知识体系和能力体系——展开探讨,交流心得。     

再论文化研究的困境

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论点和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范式传入中国后,经历了近三十年的论争和发展,涌现出一大批文化研究大家和专家,取得了可喜的成就,有了不少理论建树。随着文化研究不断的不断深入发展,其背离初衷的困境也逐渐显现出来。跨学科的文化研究逐渐发展成了一门所谓的"准学科",冲出藩篱的文化研究有渐入围城之势。文化研究反对价值中立,但其批判性却逐渐淡化。文化研究以流行文化为主要研究对象,可当下的一些流行文化并非来自最广大的民众。文化研究主张公共话语,言说日常生活,可文化研究的话语特点却日渐晦涩。文化研究的定位、批判态度、研究对象和话语表述都有待真正回归,以还原文化研究本来的阅读书写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