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生育村民自治民主管理的实践与思考

计划生育村民自治是一个新概念,又是对“双令格村”建设的深化完善,既是基层民主法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计划生育工作发展的必然和贯彻中央《决定》的基本要求。其内涵和实质,是在村党支部领导下?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及计生政策,由村、组和村民自己管理计划生育有关事务,对计划生育实行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并把民主决策、民主监督制度真正落到实处。     

合同准据法论纲

合同准据法是一个有着特定含义的概念,它是指适用于合同的成立和效力问题的法律,其功能在于确定合同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合同准据法的选择是国际私法领域最复杂、最混乱的问题。在这方面,通过学说与实践的长期探索,已经形成了一些为世界各国所普遍接受的原则,诸如：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客观标志原则,最密切联系原则及特征履行方法等。这些原则和方法都有其形成、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并都有着丰富深邃的内涵。合同准据法主要用来解决合同的成立、效力、解释和消灭等与当事人权利义务直接有关的问题,但在合同形式与缔约能力等方面并不绝对排除合同准据法的适用。     

权利视角下的社区自治建设

政府与社区的关系问题是城市社区自治的核心问题。在我国城市社区自治建设的理论和实践中,政府与社区的关系模式以政府主导型、合作型或混合型、自治型三种治理模式为主。社区自治建设是由国家本位向社会本位变迁的过程,社区自治建设的突破口和核心任务是公民权利的恢复,在社区自治建设过程中将伴随着地方政府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博弈。     

彭禹廷乡村建设思想及实践

20世纪20至30年代,彭禹廷以其对乡村社会的独特认识,为振兴地方而创立了包括“自卫”、“自治”和“自富”在内的乡村建设理论,并在家乡镇平县率先示范,取得了一定的效果。由于对社会变革重心的错误认定、“三自主义”理论的理想化以及外部环境的约束等原因,其自治实践最终失败。     

村民自治所面临的困境分析

作为农村新的治理形式的探索,以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为基本内容的村民自治自开展以来已取得了巨大成绩。但村民自治依旧在发展动力、法律制度、文化传统的承接、外部环境的适应性上存在诸多不足,文章以探讨方式提出,以引起人们的关注。     

治理单元调整与村庄的民主自治

使用大规模的跟踪调查数据,从村庄民主自治开展的角度,研究了村庄合并和治理重心下移两类治理单元调整对村庄“四个民主”的影响。结果显示:村庄合并后,村民参与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的概率、村庄召开村民大会的频次都会降低,民主自治开展困难;治理重心下移后,村民民主参与的概率、村庄召开民主大会和民主评议的频次都会提升,民主自治较易开展。从影响机制看,村庄合并会减少村民获取重要信息的便利性,进而降低村民的民主参与概率;重心下移会提升村民的政治效能感和重要信息获取便利性,进而提升村民的民主参与概率;单元调整后,村民公共事务参与积极性的改变,会直接影响村庄的民主管理。进一步研究发现,村庄合并后,提升交通便利性能激活村民部分类型的民主参与热情,但难以解决民主管理难题;重心下移后,议事会或理事会能承接部分村庄自治活动,而村庄合并难以达到类似效果。不论治理单元如何调整,提升村民的政治效能感和信息获取便利性,激发村民参与公共事务热情,对开展村庄民主自治都是有益的。     

农村社区管理体制创新的理论资源与实践模式探讨

自治理论、新公共管理理论及治理理论为中国农村社区管理体制的改革和创新提供了不同的研究视野,有必要对上述理论进行整合以便提出更加完善、更具现实意义的分析框架.同时,欧陆国家赋予农业新价值的乡村治理途径、加拿大纽布朗斯维克省充满实验性质的"新乡村地区治理模式"和韩国以"农村启蒙"为导向的新村运动等成功的实践模式为我们提供了基于不同出发点的多种改革路径.我国农村社区管理体制创新的整体思路应该在借鉴上述理论资源和实践模式的基础上,明确改革的目标取向和价值基础、重新定位社区内外多元参与主体的职责权边界、重建社区管理的多元财力支撑体系、实现管理机制和手段的创新.     

一类非线性自治系统的全局稳定性

对文[1]给出的数学模型作适当改进,得到一类非线性自治系统x.=-αx (β-αχ-αy)(1-e-λx),y.=-αx-αy。在给定的条件下,同样获得与文[1]平行的两个结果,并证明了改进后的非线性自治系统的平衡点的唯一性及全局稳定性。     

私法自治原则的基础

私法自治的原则萌芽于罗马法,产生于18、19世纪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背景下,并被《法国民法典》以明确的条文确认。私法自治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得到法律的确认有其深刻的理论基础与实践基础:它奠基于当时的哲学、伦理学以及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之上,又扎根于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分离的实践基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