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形象新论

《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是中国古代小说人物画廊里的＂贤相＂形象。作者虽然极力讴歌他的＂忠＂和＂智＂,但仍然表现了他在用人上的诸多失误。如对关羽的放纵,造成华容道曹操脱逃和荆州失守;对李严的姑息导致六出祁山劳而无功;对魏延的诬害使得内部矛盾激化。分析诸葛亮用人失误的原因,恰是他尽＂忠＂恃＂智＂的结果。再探究形成诸葛亮＂忠＂、＂智＂性格特征的深层原因,我们就会发现,这是中国封建社会从政文人特殊的政治地位和悲剧性的社会角色使然。中国封建社会的从政文人,没有独立的社会地位,只能依附统治者,将自身价值的实现寄托于明君的知遇。于是,既要依附于人,又想被他人依附的尴尬心态,既要受制于人,又想制服他人的双重人格,就构成了从政文人共有的扭曲心理。诸葛亮的用人失误,正是这种扭曲心理所造成的行为偏失。在他身上,不仅熔铸了历代封建文人的思想感情,反映了他们的追求和抱负,而且还深入挖掘了从政文人内心的痛苦和无奈,真实再现了他们的尴尬心态和双重人格。《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是中国封建社会从政文人的典型形象。     

成渝突击

<正>就像《水浒》的精髓仅仅是"招安"二字一样,洋洋百万言《三国演义》的精髓就是开篇第一句话:"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这句极富哲理、并影响了中国数千年历史的话,被成渝两地透彻地诠释了一番。这两座空间距离仅仅300公里的城市,历来不缺乏争论,甚至谩骂。所以王志纲在其著作《双城记》中如此描绘重庆和成都,他说"如同一母同胎的兄妹一样,虽然已然各自独撑自己的天空,但依旧保持着剪不断理还乱的‘亲缘’关系"。他"相信在西部开发的未来岁月里,这一对‘双城’必然会携手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并将巴蜀文化的优势发挥到淋漓尽致。"     

中国人的四面镜子

【正】最近几十年,中国人把《红楼梦》、《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并称为"四大名著"。中国古代小说能称得上名著的何止这四部?《儒林外史》、《聊斋志异》、《孽海花》……哪个不算?区别就在这     

论新旧版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的音乐差异

音乐是电视剧中重要的结构要素,它对于一部电视剧的思想表达以及艺术价值有着重要的影响.新旧版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主题曲和插曲具有浓烈的民族风格和鲜明的地方色彩.本文通过对两部作品所选用的音乐语汇、创作、风格、时代风格等方面的差异进行分析,明确了音乐对影片艺术风格的强化、主题的揭示和艺术效果的提升.     

《三国演义》邓罗英译本的再评价

英国人邓罗（C．H．Brewitt-Taylor）第一个用英语全译了《三国演义》,从而让西方人从中了解一千多年之前中国的政治、历史、军事、社会状况、风俗人情、伦理道德及人际关系等等。恰如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先行者之一的魏源,邓罗用自己的方式,使西方人放眼看中国。邓罗全译的这部小说一经出版便产生了极大的轰动,影响非凡。从历史的角度看,邓罗的译本虽有种种不足,但它从适合读者的视角进行译介,有效地推介中国文学乃至中国文化,当之无愧成为译介中国古代经典文学名著的先行者之一。     

泪水凝成的刘备形象

《三国演义》以泪水作为真情的外化和仁德的标志,构成了刘备形象的鲜明特征。他用真情感召天下英雄,用仁德赢得百姓拥戴,虽然他的帝业被泪水浸洗得失去了辉煌,但他却因此而被定格为道德完人。     

人际关系为导向的新型领导体系的构建——以《三国演义》中刘备为例

科学管理理论从理论到实践的应用并未像其代表人物泰勒、韦伯等鼓吹的那样给企业管理带来多么巨大的福音,生产效率与管理效率等问题仍然困扰着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在这种情形下激发了人们对科学管理理论的反思与质疑,梅奥就是在对其进行实验的基础上提出了     

罗贯中开给历史的玩笑

当亿万观众在享受新版《三国》带来的强大视觉冲击时,千万不要忘记罗贯中所著的《三国演义》实际上是“七分实三分虚”,是“演义”而非史实．史实版的“三国”与演义版的“三国”大有出入,罗贯中在演义版的“三国”中频频移花接木或无中生有,开了好多历史玩笑。     

从《项链》看人物形象的典型性与丰富性

小说以刻画人物为中心,人物形象塑造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篇小说的艺术价值。因此,塑造个性独特又具有一定普遍意义的人物形象成了小说家的追求。许多经典小说都以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来支撑,如《阿Q正传》中可怜又可悲,惯于精神自慰的阿Q;《守财奴》中惜金如命的葛朗台;《红楼梦》中多愁善感、孤傲自尊的林黛玉;《三国演义》中多谋善断、忌妒孔明的周瑜;等等。这些经典的文学形象以其不可重复性显示＂这一个＂的独特,若说到爱慕虚荣的典型人物,     

《三国演义》中“道”的名义考究与文化迁移

“道”是中国文化重要概念之一。在文学作品的境外传播中,译者是否能准确理解“道”的语内含义,处理好与之相伴而生的文化迁移,对考察中国文化的境外传播十分重要。以罗慕士《三国演义》译本中对“道”的处理为例,译者一方面最大程度地保持了“道”的价值守恒,但因主流意识形态的大不相同,在文化迁移过程中“道”又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价值疏离,打上了基督文化的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