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繁荣兴盛的标志--《人性的寻找--孔子思想研究》序

孔子是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中具有突出贡献和巨大影响的伟人。他的思想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源头活水,礼乐文明的重要依据,价值观念的是非标准,伦理道德的规范所依,构成了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价值。任何民族都需要有民族精神,没有民族精神的民族,就会失去民族的自主性,失去民族独立生     

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的三重视域评析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当代国际视域中最重要的时代性议题之一,在全球治理、共同体构建、文明形态变革等不同层面都具有崭新的世界历史意义。首先,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直面当下全球治理体系中存在的问题而提出的,它超越了零和博弈与霸权治理的思维定式,确立了合作共赢与共同治理的新型体系和法治、善治、共治的具体方略,具有显著的对外战略意义。其次,人类命运共同体致力于构筑一种主体与共同体相统一的共生系统。它是一种对全新的共同体的积极建构,而非对现存资本主义共同体的被动接受,对整个世界秩序的当代转型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最后,人类命运共同体真实地切中各国人民生存发展的基本诉求,突破欧洲文明中心论的禁锢和宰制,根植于中国独特的文明基因和发展实际,吸纳人类现代性文明成果,开启了一种新的文明形态,蕴含着人类生存方式变革的文明意义。     

走出情爱与文明的二律背反——弗罗姆对弗洛伊德爱情观的批判及对我们的启示

弗洛伊德与弗洛姆对情爱与文明的关系问题做出了针锋相对的解读。弗洛伊德从自然与文明的对立性出发主张全盘消除文明对欲望和“天性”的压抑,弗洛姆则从自然与人类境况的对立统一出发,认为性本能使人对爱情的渴望及与人结合的表现。二者都有自足性的理由也都存在着某些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人类作为自然与文明的双重存在,必须走出情爱(欲望)与文明(道德)的二律背反。     

跨越文明发展“困境”：人类文明“新形态”

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就是一部人类不断探求文明并谋求发展进步的历史。伴随着信息技术革命的迅猛推进,当今世界遭遇严峻的生态难题与文明发展“困境”。继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之后,生态文明成为21世纪人类共同的价值选择和人类文明“新形态”,不仅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相依共存、和谐共赢、良性循环、全面发展与持续繁荣的社会文明状态,而且是涉及人类生产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变革的文化伦理样态,彰显出特有的伦理自觉性、生态持续性、整体有机性与和谐共生性。生态文明不仅是人类对工业文明的批判继承与生态化的反思和超越,也是拯救自然并拯救人类自身的伦理启蒙和生态觉悟。     

从唐代民间佛教看文明交往和文明对话

民间佛教是佛教中国化的特殊表现形态,展现了印度文明和中华文明、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正统文化和异端文化交往和对话的不同特征,为文明交往和文明对话提供了成功的范例。     

试论和谐社会视野下的生态文明及其建设途径

反思人类社会面临的生态危机,我们可以看到工业化的发展,使本应和谐相处的人与自然的关系面临失衡,我国社会的发展也同样面临着极其严重的环境压力。为此,党中央明确提出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思想。我们只有建设生态文明,才能真正的建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途径要从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培养生态意识、完善相关法律等方面入手。     

历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探索

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的生态文明,是马克思主义文明观在中国发展的最新理论成果。这一成果,是新中国成立后历代中央领导集体以战略眼光,高度重视和长期探索生态环境建设得出的重要实践结论,更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对人类文明发展作出的重要理论贡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既是实践发展的过程,又是理论探索的过程。     

从人文科学考古学到人的消失——福柯哲学思想初探

福柯的人文科学考古学,其关键就是要揭示出人文知识的认识型断裂,从而为现代人文知识的建构提供说明。而现代人文科学的核心就是人的出现。在福柯看来,所谓人的出现,不仅是说现代人文知识给予了人一个特殊的位置,而是说从此以后,人们可以思考人了,人成为认识的对象或客体。然而,一旦人成为同世界上其他事物一样的认识对象或客体的话,那么,人就正在从这个世界中消失。由于人正在消失,主体正在被颠覆,因此,福柯认为,这就意味着屈从于主体的整个西方文明也必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自决还是传播——戈登·柴尔德论欧洲文明的起源

戈登·柴尔德是20世纪著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考古学家,同时也是欧洲史前史研究的专家。20世纪20年代关于欧洲文明的起源存在两种争论,即东方来源说和西方独立发展说。柴尔德综合两派的观点,认为欧洲文明的起源即存在东方因素,也存在欧洲自决的因素。柴尔德利用考古资料对欧洲文明起源进行探讨,这丰富了欧洲文明起源的理论,为学术界认识欧洲文明起源问题提供了新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