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别具特色的明清文学史讲义——评郭英德先生《明清文学史讲演录》

学术著作的产生一般不外两种方式：一种是在书斋中的独自研究,所谓闭门造车,出而合辙;另一种则是书斋中的研究加课堂上的实练,一般将此种目为讲义,如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实际上,现代大部分学者多在大学或科研院所工作,所以他们的大部分著作在某种意义上都经过课堂的宣讲、演练和修改,都闪耀着后者的特点。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正是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     

德国内布拉星盘与中古时期中国北方民族的昴星团历法

德国内布拉星盘的出现是近年来欧洲乃至世界考古界的一件大事,然而目前学术界对其内容、功用和真实性仍然聚讼纷纭。本文通过系统发掘和梳理中国中古时期的北方民族、特别是操突厥语民族的昴星团历法后认为,在没有出现更多资料的情况下,将内布拉星盘所体现出的“昴星团历法”视为来自中古时期的亚洲高地民族似乎更为稳妥,这支持了一些学者认为星盘出自西伯利亚的萨满教僧人之手的观点。内布拉星盘或许曾是某种礼器,从技术角度来看,它更像是一种决定某种重大节日的工具。     

十六国北朝士族社会之“女教”与“母教”——从一个侧面看中古士族文化之传承

十六国北朝士族社会女性普遍接受良好的儒家礼法与经史学术教育,这为她们主持家族内部日常事务、实施"家教"提供了必具的条件。特别对那些遭遇变故的家族而言,士族女性训抚弱嗣,承担起维系家族传承的重责。其教子首重儒家礼法,敦励子孙品德,以维护家族和睦,获取社会声誉;其次注意培养子孙之才学,或亲自教授经史学术,或鼓励子孙寻师求学,以塑造其子弟入仕进取的士人品格与修养;再次注重对其子弟为政能力与忠义清廉观念的训导,以确保其成就功业。经此"母教",一些士族后继有人,其子弟为人、为学与功业皆有所成,不仅有助于其家族门第之延续,而且对华夏文化之传承也有深刻之影响。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中古礼学和礼制研究

中国古代的礼是传统礼学、庙堂礼典、乡里礼秩的综合。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古礼学和礼制研究成果丰硕。传统礼学中,中古从累积进阶发展到登峰造极的三礼义疏之学开始进入学者的研究视野;庙堂礼典则经历了因不同背景的政权或同时林立,或此起彼伏而造成的一次次重构,这重构在曲折反复、内容变异的同时,也在丰富乃至改写着中古吉凶军宾嘉五礼的内涵,这方面成果迭出,个案累积丰富;乡里礼秩在中晚唐首先出现,出现了最初的"礼制下移"趋势,私家庙制、敦煌书仪、乡饮酒礼等均是此脉络中不同侧面的构成点,改革开放以来研究稳步推进。     

中古华北的鹿类动物与生态环境

本文对三世纪至九世纪华北地区的鹿类种群及其分布情况进行了考察。此一时期 ,该地区仍分布有数量众多的梅花鹿、麝和獐 ,并尚有少量的麋栖息。与春秋时代以前的情况相比 ,鹿类的种群数量与分布区域明显减缩 ,特别是麋的减少最为显著 ;但与晚近时代相比 ,则仍称可观。鹿类种群数量与分布区域的变化 ,是当地生态环境及其变迁情况的综合反映 ,与人口密度、生产类型和经济活动强度密切相关。中古华北仍广泛分布有较大鹿类种群的事实 ,表明当时该地区的生态环境从总体上说仍属良好     

中古汉语人物容貌“美丑”类词语探析

中古汉语人物容貌"美丑"类词语构成极为丰富。通过对其中核心词语"美、好、丑、恶"所作的定量分析以及对词语反义组合、同义聚合关系的历时演变研究,可以揭示这一组词语在中古时期基本的使用情况并有助于准确把握词义。     

中古美学研究的历史视角

长期以来,"美学"一直是一个很神圣的词语,似乎涉及"美学"或"审美"问题时总会有那么一点不食人间烟火、超尘拔俗的味道。人们在研究美学或美学史问题时,也往往是从静态的、共时性的角度出发的,不大愿意去追索在"审美"背后蕴含的社会历史原因及其生成过程。而事实上,美学问题也和其他任何社会文化现象一样,都是历史的产物,都受制于特定历史条件并且发挥着某种社会功能,而且是被依照某种规则建构起来的。在以往研究中,中古美学也有被神化的倾向,诸如"魏晋风度""正始之音""竹林七贤"等等都让人悠然神往。然而如果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中古美学,我们就会发现,其中也饱含着政治的或意识形态的利益关怀,也有着种种矛盾与冲突。就其主流倾向而言,中古美学体现的是士族阶层的精神旨趣。而士族阶层乃是传统秦汉士大夫阶层的变体,是"贵族化"的士人,对于这个特殊阶层来说,审美意识具有确定其特权身份的重要作用,承担着某种"阶级区隔"的历史任务。     

三国时期的货币流通与通货膨胀

汉末丧乱,董卓破坏钱法,铸造劣质小钱,引起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三国时期的货币流通秩序也因此受到严重影响。魏、蜀、吴政权面对这次经济危机采取了不同的应对方法,北方的曹魏政权主要采取不铸钱与赋税改收实物的办法;南方的吴、蜀政权则以铸造大钱的手段予以应对。由于经济破坏严重,货币政策不合时宜,导致了整个三国时期货币制度混乱,通货膨胀持续增长,为此后实物货币兴盛、"中古自然经济"的出现揭开了序幕。     

中古以来南北差异的整合发展与江南的角色功用

由于疆域广袤、民族风俗多样,东汉以后,南北整合发展上升为中华文明内部诸地域子文明间相互关系的"主旋律"。首次南北差异整合发生在南北朝隋唐。北朝体制诚为隋唐立国之本或入口,南朝体制则是其演化趋势或出口。由"南朝化"起步的"唐宋变革",就是革均田、租庸调、府兵等北朝三制度的"命"。元统一后的南北差异博弈整合,北制因素过分强大,总体上占上风。朱元璋、朱棣父子个人经历和政治文化心态等偶然因素,致使明前期的整合再次以北制占优势。明中叶以后南、北制因素的另一次整合,改而以南制为重心。重在革除徭役的"一条鞭法",亦是南制因素压倒北制的"里程碑"。东汉以后的中国,先后发生"五胡乱华"和女真、蒙古等南下入主,黄河中下游的华夏先进的经济和文化曾经被中断两三次。万幸的是,华夏经济和文化藉东晋和南宋南渡在江南得以延续。5世纪以后的江南成为中国经济重心和文化主脉所在,成为中国"富民"和农商并重秩序成长发展的"风水宝地",尤其是宋元明清的江南依然代表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趋势。在唐宋前后南北地域差异的上述三四次博弈整合中,承载着中国经济重心及文化精英的江南地区,推动着华夏经济和文化在南北统一国度下总体上继续繁荣,最终避免了欧洲5世纪日耳曼蛮族南下中断或暂时毁灭希腊罗马文明而整体步入黑暗中世纪的悲剧性道路。中华文明五千年延续至今,总体上未曾中断,在世界范围独一无二,江南的历史性角色作用功不可没。     

刘师培与北京大学

1917至1919年间，刘师培在北京大学任教，于北大度过了他生命中的最后三年，其间他出任中国文学门教授、文科研究所导师和国史编纂处纂辑员，做了大量教学与研究工作，特别是文学史课程的讲授与《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的出版，奠定了中国文学史学科垂之后世的“典范”。他在北大最为人诟病之事，是充任《国故》月刊的总编辑，似乎站到了当时蓬勃兴起的新文化运动的对立面，实则此举并非有意与新文化相对抗，不可简单归结为“倒退复古”，尚面进一步深入研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