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观及其当代意义

幸福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也是古希腊伦理学的一个重要范畴。古往今来，尽管人们对幸福是什么有各自不同理解，但大都认定幸福是人生追求的目的，并为此而不懈努力。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亚里士多德在汲取前人思想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系统而完整的幸福观，这对于当前我们在社会转型时期建构当代幸福观具有借鉴和启示意义。     

论亚里士多德“中道”观的相对性和绝对性

“中道”是亚里士多德的一个重要的伦理学范畴。作为一种美德，“中道”就是适度、适中，它是对过度与不及的否定，是绝对性与相对性的辩证统一。亚里士多德的中道伦理观，在当时条件下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作为选择时的一种实践智慧和选择美德的方法论，在今天仍具有可取之处。     

余怀文艺观与清初诗评

虽然余怀在清初诗坛的地位不及钱谦益、朱彝尊之流,但其创作实不可轻视,其文艺观也与清初诗坛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本文拟从主"真情"的本体论、重"自得"的创作论、崇"合体"的风格论、倡"中道"的流别论诸方面讨论余怀的文艺观,并藉此认识明清文艺观的承传性与清初诗论的流弊。     

儒家的中庸之道与佛家的中道义——兼评释智圆有关中庸中道义的论点

儒、佛、道，在长期斗争中亦相互渗透、相互作用。北宋初释智圆提出儒释两家“言异而理贯”，可以“共为表里”的见解，即是其中一例。本文具体地叙述了儒家中庸之道和佛家中道义的内容，指出：儒家中庸之道在反对“过犹不及”中这两者的片面性，以及佛家中道义在反对世俗谛中的绝对主义，都具有辩证法因素。但这两家一个沿着均衡论、一个滑向诡辩论而转化为形而上学，由此详论了释智圆的见解     

宏阔视域的建构 新人耳目的考论——读《袁宏道与晚明性灵文学思潮研究》

袁宏道在尘封三百余年之后的20世纪前期重见天日,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1932年)无疑具有开创之功,但周氏对公安派文学之近代化价值的判断主要建立在明代性灵派与复古派的二元对立认识基础之上。周质平《公安派的文学批评及其发展》(1986年)批评了以"载道"与"言志"划分七子与三袁的做法,并质疑林语堂、刘大杰等人过誉袁宏道的行为。那么,性灵派与复古派关系如何?性灵说与王学关系怎样?性灵派文学的近代化价值何在?若想就这些问题     

在法度与柔情之间：《法篇》中的“理想国”

对《法篇》文本分析发现,此时的柏拉图试图在人类生活的实际经验和理论创作之间谋求某种结合,创制“新的”理想国,为人类最卓越的公共政治形式奠基,立法无疑是最可宜的媒介。因此,他以史为鉴,摈弃幻想,注重理论建构,注意到现实给理论建构留下的实际空间;弃极端,持中庸,意欲用美德、财富,并辅之以民主程序,将高贵出身、高尚品性（美德、知识）者与民众勾连起来,以表达对人的最高关切。     

“阴阳”与“中”

"阴阳"是中国古代哲学史、思想史上的重要范畴,"中"也是很重要的范畴。以往的一些研究,主要是立足于《老子》或《周易》中的"阴阳"思想,或者《中庸》中的"中"的思想,而对于"阴阳"与"中"这两个范畴之间的关系,则讨论者不多。新近公布的清华简《保训》中,同时谈到了"阴阳"和"中",值得我们探究"阴阳"和"中"的关系以及其在哲学史上的影响。     

《拟古》九首与周续之

晋宋易代之际,与陶渊明同为“寻阳三隐”的周续之,中道改节,追随刘裕集团。陶渊明对此感慨良深,作《拟古》九首以劝导之。这种解释,与《拟古》九首诗意最为切合。     

《保训》之“中”与天数“五”

一清华简《保训》记录了周文王遗言,其中所见之中,已广为学者关注。①在2010年3月于美国举行的达慕思清华简《保训》研读会上,学者们所讨论的中的解说已有10余种。这对于一篇仅11枚简、发表时间不足一年的竹简文献来说,委实不同寻常,说明了中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