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自由与规范之间--对静女士的另一种解读

《幻灭》里静女士的意义不是传统观念上的政治理念的符号,而是20世纪20年代末期女性叙事的两个极地之间的脆弱的中间地带。她三次精神幻灭的实质是她在女性自我与集体力量、在自由和规范之间痛苦挣扎后的绝望。她的悲剧结局表明作者在张扬"五四"以来的女性独立思想的同时,又对消解女性意识的新的男权价值观的认同,显示了作者头脑里的男权主义思想积淀。     

中国哲学的“原创性叙事”如何可能

随着人们对中国哲学常规性叙事不满足感的增强 ,要求改写中国哲学的愿望也变得更加强烈 ,并开始尝试超越之道。文章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 ,反思和检讨了中国哲学常规性叙事存在的问题 ,提出了走向中国哲学“原创性叙事”的途径和方式 ,认为建立多元的哲学观和哲学史观、通过历史时空的移动及广泛的对话参与寻求中国哲学的普遍性和差异性、在视域和范式的引导下获得观察中国哲学的深度视点、在领悟整体意义与深化部分研究之间形成中国哲学的良性诠释循环、追求对中国哲学的充分描述、复杂关联的说明及意义关怀等 ,对于造就中国哲学的原创性叙事来说 ,都是非常基本的。     

回不去的乡村--张继《去城里受苦吧》的寓意分析

杨守森认为,张继的小说于质朴的泥土气息中深藏着现实的苦涩与梦幻,人生的玄机与幽妙。其人物系列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乡间平民百姓及乡村基层干部两类形象,由此揭示了中国农民依然无法摆脱的心灵困境以及现代文明进程的艰难。他的小说富有故事性,荒诞与反讽意味以及玄妙莫测的偶然性是其小说故事的特点。李茂民认为,张继的小说通过对农村社会关系的真实描写,使长期被遮蔽的农民身份问题呈现出来,这是他的创作明显区别于文学史上其他乡土作家和当今私人化写作的标志,因此可以将其创作称为新乡土小说。孙叔文认为,张继的长篇小说《去城里受苦吧》将艺术视野由农村伸向了城市,通过农民贵祥与村长关系的颠覆,展示了乡村权力秩序的动摇,又通过城里女人李春与贵祥的关系,展示了城市对乡村的进逼与消融。     

《汉宫秋》：在历史叙事上的创造与延伸

昭君故事的史传书写、民间传说和文人歌咏构成了昭君故事的“历史叙事”。马致远创作《汉宫秋》的时候,对“历史叙事”有吸收,有改造,作了大胆的超越。但他的超越不是随意的,而是从现实的时代要求出发,抓住古与今的契合点,使之既符合艺术规律,又实现借古讽今的目的,成为一部富有现实意义的历史悲剧。这一改编的成功给现今历史题材作品的创作和改编以很好的启示。     

论乡村政治文明建设的两个基本维度--制度的完善与意识的培养

肇始于八十年代初村民自治兴起的我国乡村政治文明建设,至今已经历了二十多年的风雨历程。以村民自治为主要内容的乡村政治文明建设在法律化、制度化、规范化方面都取得了显著进步,但同时也存在着一些比较突出的问题和矛盾,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制度的缺憾与村民民主意识的淡漠。因此,必须从完善乡村政治制度和提高村民的民主意识入手,推动乡村政治文明建设的健康发展。     

鲁迅小说诗学浅析

鲁迅小说诗学以历史的精神向度为焦点,依照别具一格的时空意识,采用一种充满真实感的、立体化的叙事策略,建构了一个体现历史演进的精神向度的世界模式。     

单家集的启示

单家集因历史上单姓回族居多集市贸易活跃而得名。几十年来，这里的群众不等、不靠、不要，在宁南山区创造了堪称“单家集模式”的乡村建设与治理新机制，走出了一条建设新村庄，培育新农民、倡导新风尚的独具特色的路子——单家集是西吉县南部兴隆镇所属单北，单南两个行政村的统称，     

《伊利亚特》中的史诗明喻及其影响

<伊利亚特>中大量的史诗明喻是构成这部史诗雄伟壮丽风格的一个重要方面.荷马史诗明喻的喻体都取自自然物象和与古希腊人生活密切相关的活动和事务,显得原始古朴、苍劲雄奇,生活气息浓烈,极富人情味,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由于这些特点及其较强的叙事功能,史诗明喻遂成为一种优美的语用传统,这种传统在以后的史诗中能明显地感受到.     

没落贵族的末世情怀--"银箫生、梵玲故事"与《紫罗兰》伦理叙事

"银箫生与梵玲的系列情感故事",是<紫罗兰>自创刊以来刊登的系列连载小说,整部作品以"自叙传"的手法展开,充满了抒情伤感的末世情调.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创造社为代表的"自叙传"创作,在读者中颇有市场.但是"银箫生、梵玲故事"的抒情自叙传,与新文学"自叙传"貌合神离,本质上完全不同.如果说,新文学"自叙传"以种种反社会的行为体现出对现代性追求的话,那么,"银箫生、梵玲故事"的抒情自叙传,却是通过叨絮的伦理诉求,建立起顽固的封建樊篱,以企达到反现代性的目的.     

被遮蔽的"文革"叙事--从《玫瑰门》评论小史谈起

<玫瑰门>是铁凝20世纪80年代后期一部以"文革"为背景的重要作品,但从<玫瑰门>的评论小史可以看到,80年代后半期以来,评论界对"文革"主题的忽略与遮蔽是普遍的.其中对抽象人性的偏爱,导致评论界对铁凝等一些小说家揭开"文革"政治对人性阴暗面的催生和放大,与人性固有之丑陋的合谋真相这一努力,大多视而不见.这一情形与80年代中期开始形成的当代文学观密不可分,也与"瞻前"而非"顾后"的社会文化心理有着内在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