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文学性爱与欲望书写的文学史反省

文学中情爱、性爱、欲望的书写一直是创作界和理论界关注的热点,中国现当代文学有其丰富的创作实践,也有着对这一创作现象及其问题的不断思考。在当下社会文化的转型期,这类写作对文学的价值意义究竟何在?文学的本体是人生的诗意,其本质是推进人的精神、心灵的净化,更是对人的自身道德的提升,因而文学史的情爱、性爱、欲望书写提供给我们的不只是一种创作题材的选择问题,也是一面历史的镜子。那么,我们有必要通过现当代文学史中具体创作现象、典型作家作品的历史辨析,以及其反映出的整体文学史问题的反思,期盼由情爱、性爱的生命体悟而深入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内部考察,警惕新的文化语境下作家欲望叙事对文学道德理想的削弱,真正理解身体写作的存在本体论意义。本期选发的这一组笔谈,也许观点不一,但目的在于就此引发更多的学者,对这类直接关乎人的存在自身的创作和理论问题,展开学理层面上的充分交流和讨论。     

老年人乡村休闲养老意愿影响因素实证考察——以重庆主城都市区为例

乡村休闲养老产业发展丰富了农村产业业态,是实现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抓手,也是缓和城市养老压力和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的重要举措。文章基于2020年9月—2020年12月重庆市主城都市区的问卷调查数据,采用logistic模型验证了影响老年人乡村休闲养老参与意愿的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家庭代际冲突、健康程度、自然环境、硬件及配套设施、服务质量均能对老年人参与意愿产生显著影响,但影响效果有所差异。结合研究结论,为推动重庆乡村休闲养老产业发展,增强参与意愿,文章提出了相应对策建议。     

柔性政策动员：乡村治理中农户参与的实现机制——以独龙江乡草果产业为例

如何对政策目标对象进行有效动员,是当前基层治理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必须面对的议题。从乡村治理的历时视角看,“强干预式政策动员”是实现农户参与的主流过程。根据不同的乡村治理情境,政策动员存在着强度差异。结合个案分析与“柔性治理”理论,柔性政策动员尝试在理论层面对政策动员运作的类型学形成补充,其目标是实现农户的自主参与,基础是多元主体构成的行动网络,核心是动员策略的非强制性。独龙江乡的实践表明,在较弱执行压力与较强运作阻力的情境下,动员主体的强干预特性受到约束。基层政权、地方精英与普通农户形成了目标一致、行动各异的动员分工,共同构成责任有限、功能互补的行动网络。在此基础上,动员主体通过多元话语共意与互动关系软化实现柔性政策动员,进而在现实层面为实现乡村治理有效提供一种可能。     

空间表征与象征秩序：桂西南壮族乡村治理中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重塑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基础,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基层工程。少数民族地区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重塑,是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完善基层治理机制的内在需要。桂西南壮族地区传统文化与乡村治理的多维耦合空间,表征出“文化空间”“空间表征”“象征秩序”三个维度的空间生产特性。在新时代“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制度,“自治法治德治”结合的基层治理体系中,乡村治理中的个体实践能动性、内在价值动能性和社会互动礼俗性,诠释出了地方传统在乡村治理中的价值重塑效能。     

旧邦新命:乡村振兴战略中合作社的文化复归与维新

从全球范围来看,合作社既是对过度市场主义的反抗,又是应对公共物品供应不足的补充,更是有温度“社会”互助的载体。基于3个不同组织形态的农民合作社考察,试图揭示合作社运营与地方文化伦理、社会网络、文化风俗的互动逻辑,提出在乡村振兴战略中,走出合作社发展的范式困局,立足中国农村特殊的社会结构需求,注重合作社发展的社会文化基础与功能,引导合作社与地方社会相适应,使其成为农村社会发展的综合性载体和新型治理单元,发挥创造社会空间与社会资本的功能,激发合作社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的基础单元效能,从而构建一种文化共生、经济共享和治理共同体的复合发展之路。     

乡村振兴视阈下民族地区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的机制与路径探析

民族地区推进乡村振兴、构建高品质现代化的乡村产业体系应努力遵循生态化机制、市场化机制和产业结构优化机制,形成持续增强乡村产业竞争力和创新发展力的新格局。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的基本路径包括推进龙头企业“上山下乡”的产业链一体化规模经营,实现“小农户”与大公司及现代产业融合衔接;挖掘少数民族文化内涵塑造特色产业的文化品牌,提升区域特色产业市场竞争力;发挥民族地区绿水青山、特色文化的资源优势,构建乡村“一二三产业综合体”,依托景区“增长极”拓展“文化+生态”的深度乡村旅游,依托特色资源推进特色乡村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以及采取多种途径对“三农”“三牧”进行以素质能力、专业技术提升为目标的“技术赋能”等。     

我国西南地区乡村治理的历史变迁、现状问题与实践路向

现代意义上的乡村治理是通过国家、社会、乡村等的共同作用,来实现对乡村社会动态调控和管理的过程,具有参与主体多元、管理方式民主、运行过程公开等特点。新中国成立以来,西南地区乡村治理共经历了四个各具特色的阶段。新时代的新阶段,这一地区在由脱贫攻坚向乡村振兴转轨的过程中面临着诸多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在汲取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针对这些问题可提出若干相应的对策建议。这对在新阶段推进该地区乃至全国的乡村治理现代化,都具有不言而喻的意义和价值。     

乡村振兴背景下凉山州马铃薯产业发展现状及对策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产业发展是关键。通过深入阐述乡村振兴视阈下凉山州马铃薯产业发展的问题,从强化政策措施落实、提升组织保障水平,加强良繁体系建设、提升良种化发展水平,加强种植结构调整、提升规模化发展水平,强化技术集成创新、提升标准化生产水平,聚焦产业链延伸、提升产业化发展水平,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补齐产业发展短板等方面提出了促进凉山州马铃薯产业发展的对策及建议。     

以意义为中心的布鲁纳文化心理学研究

美国著名教育心理学家和认知心理学家杰罗姆·布鲁纳,提出了以意义为中心的认知心理学体系,强调跨学科融合,推动了心理学和人类学的整合,探讨意义生成的过程与机制,形成了以意义与叙事为中心的文化心理学。布鲁纳建立的文化心理学通过对叙事实践的研究,探讨文化在经验、记忆和社会行为的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不仅促进了心理学和人类学的研究和理论化,还直接影响了教育、医学和法律领域的研究与实践,为理解文化与心智的关系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农村中心工作缘何走向“泛化”?——基于安徽省L市H镇的个案研究

中心工作贯穿于农村工作的各个方面,对于观察和理解乡镇政权和农村治理运转的基本特征和内生逻辑均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对安徽省L市H镇的个案分析发现,当下的农村工作出现了“泛化”趋势,导致了制约治理效能提升、过度动员与行政趋向、过于依赖非正式资源、乡村干部高负荷运转和策略主义盛行等问题。从科层局限与治理有效、党政体制与使命践行、国家意志与社会整合多个视角对农村工作走向泛化的原因做出了解释,要走出中心工作泛化的困境,必须着眼于合理整合行政权力、提升基层自主能力和激活乡村社会活力等多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