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效能提升的困境及解决思路——以历史借鉴为视角

影响传统中国基层社会治理效能的关键要素包括文化建设、组织建设、制度建设、保障机制几个方面。文化建设型塑国家认同,奠定社会治理文化基础,并以价值观指引、评判社会治理;组织建设重在选任品行高尚有威望的管理人员,以组织福利凝练利益共同体进而形成治理共同体;制度建设具有针对性、可操作性,进而实现因地、因时、因俗而治;官府为基层治理提供最终保障。这些对今天提升治理效能具有重要借鉴。针对当前乡村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应以化礼成俗、善恶评判加强道德建设;把好基层组织用人关,大力发展治理微组织,发挥农民专业合作社治理作用,发展集体经济,夯实治理共同体基础;增强人们的熟悉度以筑牢基层治理的感情基础;增强村规民约的针对性、可操作性和执行力。     

乡风何以文明：乡村文化治理中的嵌套组织及其运作机制

随着社会阶层分化和消费文化在农村的深入扩散,原本作为确认公共规则、增强社区团结重要途径的婚丧仪式变成村民面子竞争的舞台,乡土公共文化面临着去公共性、去价值性和庸俗化的危机,乡村社会阶层挤压愈发明显。由多层组织相互嵌套而成的社会组织——红白理事会,能够有效整合体制内外治理资源和规则,为多元治理主体间的互动、协商、沟通提供空间和平台,有效推动地方制度创新和治理机制创新。在乡村文化的互动式治理中,红白理事会通过制度规范、精英示范、分类动员和声誉奖惩等社群治理机制,引导村民采用文明节俭的婚丧新规,非强制性地调节了社区面子资源和阶层关系。地方政府通过激励村两委组织、给予嵌套组织合法性支持、节制行政干预行为,激发了社会治理活力,实现了乡村文化的诱致性制度变革,为全国乡风文明建设提供了经验参考。     

乡村治理逻辑下的民俗文化传播——以“春官说春”为例

“春官说春”是我国陇东乡村一种极具特色的民俗文化,也是农民在地化的文化实践。本文采用田野调查法,试图回答以“春官说春”为代表的民俗活动蕴藏着的乡村文化治理逻辑。本文认为,“春官说春”是农民基于自身生产生活与文化娱乐的实际需要所进行的文化表达。当下,它不断将传统与现代相融合,一方面推动了乡村集体娱乐的复归;另一方面,依托这一民俗文化,政府、村社、农民、社会团体等多重主体共同参与乡村文化实践,不仅传达了国家话语,也有效地连接了国家与农民,进而使乡村文化治理发挥出最大效能。     

农村人力资本是否促进了乡村振兴？——基于双重异质性视角

本文运用SDM模型及熵值法等方法,在人力资本异质性、区域异质性双重视角下,探究我国农村人力资本对乡村振兴的空间效应。结果表明：(1)从人力资本异质性来看,中、高级农村人力资本显著促进我国的乡村振兴,并且这种促进作用能够通过空间溢出效应从本地扩散到邻近地区,但中级农村人力资本对乡村振兴的促进效率更高,而初级农村人力资本则对本地区及邻近地区的乡村振兴产生显著的抑制作用。(2)从区域异质性来看,中级农村人力资本对乡村振兴直接效应、总效应的促进效率排序为中部>东部>西部,而间接效应促进效率排序为东部>中部>西部;高级农村人力资本促进乡村振兴直接效应在东部与中部显著,而间接效应只在东部地区表现出显著性;与此相反,无论是在东部、中部还是西部,初级农村人力资本都抑制了乡村振兴发展,但是这种抑制作用只在中部地区表现出显著性。     

乡村振兴中教育帮扶的实践路径探析

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后,乡村振兴全国积极推进。作为乡村振兴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教育起着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筑牢乡村全面振兴基础的重要作用。文章基于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整体规划,探讨乡村振兴理论的生成逻辑和发展脉络,并结合北京科技大学脱贫攻坚阶段的教育帮扶实践经验,研究教育在实现乡村振兴总体目标中的现实意义,探究教育对乡村振兴的内在推动力,旨在为新时期高校发挥教育作用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路径,通过教育帮扶助力乡村振兴。      

湖南省红色资源赋能乡村振兴的多维价值与路径优化

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铺开为红色资源的有效开发利用提供了良好契机,而红色资源在推动乡村产业发展、促进农村基层治理、培育文明乡风、加强生态保护、增强文化自信等方面的多维价值也日渐凸显。湖南省作为中国近代革命的摇篮和红色文化的发源地,有着富集的红色物质资源、深厚的红色精神内涵和优良的红色革命传统,在充分发掘红色资源的多维价值以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的实践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因此,需要在聚焦现实需求、采取有力措施、多层面精准发力的基础上,推动红色资源在“保护好”“管理好”的过程中顺利实现“利用好”的目标,将资源禀赋转化为发展优势,实现红色资源保育与乡村振兴的互动双促,从而加速推进乡村全面振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