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中国乡村政治研究范式探析

传统中国乡村政治研究现有两种范式,“乡村自治论”和“乡村统治论”的理论根基都来自学界“国家—社会”严格二分的方法论。而无论是前者的自下而上视角,还是后者的自上而下视角,都遮蔽了中国乡村历史的本相。西方治理理论代表了一种新的“国家—社会”观,为中国传统乡村政治研究提供了反思的路径,由此引申而来的“乡村精英治理”,不仅在中国传统乡村政治研究上演绎着一种新的解释范式,而且在当下实践中存在着创造性转化的可能。     

宗族势力对城乡结合部乡村治理的负面影响及对策——基于对Ｓ省Ｗ村的调研

城镇化进程中,宗族势力已成为城乡结合部乡村治理过程中的重要阻力。如何消除宗族势力对城乡结合部乡村治理的负面影响,加强农村的基层民主建设,完善乡村治理结构,已成为社会管理的难点问题。基于对我国 S 省 W 村的实地调研,列举了宗族势力对城乡结合部乡村治理在负面影响方面的两大表现,分析了产生负面影响的原因,并提出了消除负面影响的对策建议。     

清代乡村民事纠纷的化解机制与现实困境——基于清代州县司法实践的考察

追寻和谐稳定的乡村社会秩序是清代国家治理的重要目标,但是在乡村日常生活中矛盾、冲突不断,相应的民事纠纷层出不穷,从而对乡村社会治理提出了严峻考验。为了应对繁杂的乡村民事纠纷,无论民间社会还是国家政权都不断探索符合乡村秩序和国家治理需要的解决方案。受儒家“无讼”观念影响,礼治规范与调处息讼成为清代解决民事纠纷的首选策略,州县官也因此具有了民之父母的宗法身份。但是清代的司法实践表明,“健讼”是社会的常态,民事诉讼的化解机制呈现多元模式。清代州县官兼具父母官与刑名官的双重身份,在民事纠纷的化解实践中,无论是国家还是民间都重视发挥官方“法治”的解决途径,并将其作为根本依据。清王朝在调整、完善、强化州县司法审判体制的同时,充分调动乡村社会的各项资源,力争实现国家对地方社会秩序的有效控制。     

论村庄社会关联——兼论村庄秩序的社会基础

中国现代化的特定条件决定了村庄所具有的独立社区社会的特征 ,这一特征的首要表征是村庄秩序获得的内生性 ,村民自治正是对村庄秩序内生获得的恰当表达。村庄秩序内生获得不仅与村庄之外的宏观经济形势和治理制度安排有密切关系 ,而且与村庄内在结构状况密切相关。本文通过对涂尔干意义上的“社会关联”的引申 ,试图在理论建构和对现实的解释能力上 ,建立一个对理解当前中国乡土社会状况具有一定统括能力的范畴。     

乡镇撤并是乡村城镇化的必由之路

本文阐述了改革开放以来乡镇的发展对我国乡村城镇化进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但同时也存在规模小,质量不高,尤其是造成环境污染和土地等资源的浪费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适当精简撤并小乡镇,将极大促进现阶段我国乡村城镇化的发展,提高我国城市化的质量。     

乡村振兴视域中的农民主体作用、制约因素及路径选择——基于湖南岳阳乡村的调查与思考

农民是农业和农村的主体,也是乡村振兴的内生因素,发挥农民主体作用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意义重大。当前农民对乡村振兴关注度和支持度较高,农民的主体作用发挥成为乡村振兴的根本动力。但现实中,农民主体作用也受到诸如农业综合效益较低、农民自身思想文化和能力素质不高、管理机制滞后及基础条件薄弱等多方面的因素制约,需要党委、政府综合施策,采取完善乡村治理、健全政策扶持、建立引导机制、补齐短板缺陷、加强培育培训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尊重、引导、激励和支持农民自我管理、自我发展,激发农民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     

乡村振兴的经济发展路径思考

目前,我国步入了新时代发展阶段,社会经济正在高质量的发展.在这基础下,农村经济出现了新的机遇,同时,也产生了一定的挑战,在新时代的背景下,国家和党非常重视发展农村经济和管理好农户问题.基于此,本文针对乡村振兴的经济发展路径思考进行深入探索,并提出相对应建议和意见,以供参考.     

帮扶实践中驻村干部与农民的关系互动及其逻辑

驻村帮扶是国家推进脱贫攻坚战略有效落地的重要机制,并延续到乡村振兴时期。帮扶实践中的干部与农民互动实质上体现为干部动员和农民参与,而动员与参与的协调、匹配程度对帮扶绩效和乡村治理效果产生影响。基于此,本文构建“动员-参与”协同性与乡村治理有效性的关联性分析框架,以辽宁省3个村庄为例,对帮扶实践中驻村干部与农民的关系互动及其内在逻辑进行研究,进而为驻村帮扶机制的有效运作提供智力支持。研究表明：（1）驻村干部的回应性动员与农民的治理性参与共同形成高协同性的积极互动;驻村干部的行政性动员与农民的维权性参与则形成互动缺失下的冲突状况;驻村干部的回应性动员下农民仍然不参与,主要是能力不足导致;驻村干部的行政性动员下农民不参与则主要是缺乏参与意愿。（2）驻村干部动员的回应性与农民参与的治理性产生关联,并共同影响“动员-参与”协同性;“动员-参与”协同性对关系互动有效性产生正向影响,并共同促进乡村治理的有效性。（3）从消极互动到积极互动的核心转化机制在于提高驻村干部动员的回应性,进而促进农民的治理性参与,激活村庄内生资源禀赋,最终达致高度协同、积极互动、治理有效的理想状态。     

务工与电商:乡村“数字化家计”的形成

在乡村向城市的人口转移中,乡村家庭主要体现为离散型家庭结构,并形成了“半工半耕”的家计模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返乡创业,乡村出现扎根型家庭结构,在家计上主要为就近务工或经商模式。国家助力“数字乡村建设”,为乡村振兴和小农家计的转变带来新的契机,基于电商业的数字化家计模式逐渐兴起。数字化家计主要以有丰富务工经验的返乡创业青壮年为主导,其初步成功得益于国家政策、亲代奉献及各种社会强弱关系的作用。在一些不发达地区,数字化家计尚在起步阶段,农户如能够合理运用人力资本、社会网络、务工经验,并且相关制度能够切实落地与嵌入得当,数字化家计将对优化家庭和村庄结构有着积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