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少数民族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评介

《云南少数民族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与云南少数民族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有机结合起来,以云南超越式特色充实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理论。     

农村青年外出就业决策模型——基于云南省楚雄市三个村寨的分析

本文基于对云南农村青年的调查数据,运用Probit模型分析影响农村青年外出就业的决策因素.本文认为青年是否拥有非农专业技能特长和是否接受过高中及以上水平的教育是对农村青年外出就业状态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的变量.通过加大对农村青年进行提高人力资源素质的教育、培训可能是帮助其实现外出就业,乃至有效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的有效途径.     

经商边民的社会关系网络与商业发展的口述史研究——以中俄边境的中国黑河市为例

基于社会关系网络的理论视角,在实地调查口述资料的基础上,以中国和俄罗斯边境地区经商边民的商业发展史为脉络,系统梳理经商边民从“倒商”到“网商”的经营模式转型过程,试图探讨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商边民的社会关系网络在外部客观环境和内部主观能动性的互动过程中的生成和演化以及同经商边民商业发展的相互影响。研究认为,社会关系网络影响着经商边民商业模式的生成和转型,商业发展形塑了社会关系网络的非正式性、在地化、跨国性的特征。     

吉林开放桥头堡 东北振兴新一极——珲春在长吉图国家战略和东北振兴格局中地位探析

正"长吉图关键在‘图’,而‘图’的关键在珲春。""在长吉图战略中,珲春是亮点,也是焦点,这个地方好比‘牛鼻子’,珲春活了,满盘皆赢。"珲春在东北振兴中举足轻重,珲春不仅是东北经济带暨东北经济圈的重要节点,珲春还是欧亚大陆桥的起点。推动东北振兴,珲春具备诸多优势。中俄朝边境的吉林省珲春市防川村,距日本海约有15公里,常见海鸥但却难以出海。开边通海一直是老工业基地吉林省几代人的梦想。位于图们江下游的珲春,以及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触摸海浪的愿望尤为迫切。自长吉图     

云南水利水电项目SWOT分析及策略研究

在国家"西电东送"战略以及云南省"桥头堡"建设的大背景下,云南省水利水电项目的开发可谓机遇与挑战并存,运用SWOT分析法对云南省水利水电项目的优势、劣势、机遇以及挑战进行分析,并利用S-O、W-O、S-T、W-T策略提出对策,对于云南省水利水电项目的建设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AHP分析旅游资源的评价及开发构想研究——以云南省禄丰县为例

禄丰县具有极为深厚的文化底蕴以及丰富的旅游资源。根据禄丰县的旅游资源实际情况以及对其南部新区概念性规划的切身体验,通过层次分析法对禄丰县旅游资源做出了定量评价,并认为禄丰县的旅游发展应当是主要通过生态休闲和文化养生两个方面为主要特色的旅游,旅游价值较高。最后,根据总体评价结果对其旅游资源的开发和发展做出了一定的构想和对策。     

云南临沧傣族罕氏土司区的民族关系和多元民族文化

中华民族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肇始于秦汉的羁縻政策,并演变形成于宋元、完善于明清、终结于民国的中国土司制度,成为中央政府对少数民族地区管理的主要政治制度,延续两千余年,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影响深远。在各土司区内,也存在着不同民族和复杂的民族关系。各土司区的民族关系怎样,土司又是如何处理的,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对制定民族政策、保护和传承民族文化遗产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以云南临沧傣族罕氏土司为案例,对相关问题进行初步研究。     

准备反侵略战争时期的内蒙古军区(下)

1969年12月19日,因战备形势需要,中央宣布内蒙军管,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第二十七军军长尤太忠同志先后任内蒙前敌总指挥,第二十七军、第六十三军、第六十五军、第六十九军都有部队进入内蒙,分别担任呼市伊盟、巴盟包头、锡盟、乌盟的军管任务,各盟市都成立了以军人为总指挥的前敌指挥部,内蒙兵团也派出相当数量的干部参与各旗县的军管会,为表示内蒙军管状态的严肃性,当时所有经过内蒙辖区的各次铁路客车在驶经内蒙时一律改换军人值勤,连开往莫斯科的国际列车也不例外,     

云南曲靖政府“奖励”开发商2亿元卖地款

据《中国青年报》2011年11月17日报道,2009年,云南曲靖以6.83亿元价格将市中心一块土地卖给开发商深圳东方置地实业公司。曲靖获得土地纯出让收益2.4亿元,其后曲靖将2亿元收益金以财政支持的方式奖励给开发商,用于项目配套设施建设。     

官僚腐败问题与清代云南盐政“官运制”的兴衰

清代云南食盐专卖制度"官运制"的建立、运作过程中,反腐败是中央政府建立和运行这一制度的主要核心。但是出于反腐败的目的,盐课正额和作为食盐生产、运输成本的盈余的定额都被长期固定,造成了燃料价格上涨背景下的成本经费不足。由此官僚被迫长期挪用经费,中央政府也不得不允许官僚自主挪用,造成了贪腐的新机会,也引起了中央的对官员的不信任。但是中央对于地方财政状况却难以具体把握,经费定额越发固定,对亏课的官僚惩处也越严厉,官僚则不断将补偿亏课压力转嫁给百姓,激起百姓反抗。以此"官运制"的运作为线索,可知清朝的清代财政中官僚腐败与反腐的互动结构,即官僚在经费定额内的自主调配的必要性与中央对地方具体财政监管乏力的矛盾。最终,导致了社会矛盾的激化,"官运制"废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