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代藩刻书兴盛的政治文化环境论略

明朝代藩刻书业的兴盛得益于明代整体的政治文化背景。藩禁、尊孔崇儒、兴学重教、朝廷赐书、建立书院等一系列政策为代藩刻书创造了宽松的政治环境和发展空间。代藩刻书多以佛经为主,与山西历史悠久的佛教文化传统以及山阴王朱俊栅个人的文化修养和对佛教的尊崇有着极为重要的关系。     

鸠摩罗什偈颂翻译和创作对王维诗文的影响

龟兹高僧鸠摩罗什译经中文学性最突出的要属其中的偈颂部分。偈颂与诗歌同中有异,互相影响,其对后世文人的文学创作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王维是其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位。鸠摩罗什译偈对王维散文偈颂部分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句式体例、语言修辞、音声韵律和内容类型等方面;同时,罗什所作三首偈颂对王维的佛理诗创作也有不容忽视的影响。罗什译偈、自创诗偈与王维佛理诗文创作之间存在微妙关系,印证了中印文化、文学交流与融合的具体过程。     

佛经故事与哈萨克民间故事

佛经中包含大量印度故事,它们伴随佛经汉译传入中国,蜕化为中国各族民间故事的血肉.康居部是哈萨克草原最早信仰佛教的民族,古代康居高僧很早就从事佛经译述,使许多源于佛经的印度故事在现代哈萨克口头文学中世代相传,至今仍有踪迹可寻.哈萨克族民间故事的超拔想象、深邃智慧和奇诡构想,正是融合中印民间叙事艺术所形成的.     

冥使错勾及"具魂法"、"重生药"母题研究

冥游返阳,如何解决当事人肉身保存问题？“具魂法”、“重生药”是中土冥游故事吸收印度民间智慧对当事人还阳技术问题的具体操作。“冥游得悉阳间未来事”与“预见母题”相交叉,冥游者常无意中获得秘密。在冥王公正与冥吏疏忽的行为比较中,冥狱威严与冥法公正,成为阳间吏治的一个生动参照,冥游者在人间的现身说法成为可能,并强化了故事的可信度。     

佛教伪史《汉法本内传》与佛道论争

<汉法本内传>是一部成书于佛道论争异常激烈的南北朝时期的佛教伪史著作.它不但完善了汉明求法这一传说,而且融入了另一部佛教伪史著作<周书异记>的主要内容;既继承了这一为时人信服的佛教来华传说,又突破了其原有的主题,增加了佛陀先于老子、佛教优于道教的信息.在叙述佛道斗法时,<汉法本内传>借鉴了佛经中佛陀与六师外道斗法的叙事框架和结构.<汉法本内传>中还有明显的佛道论争和佛讲的痕迹.     

吐蕃时期的佛经翻译述略

吐蕃王朝时期,王室因政治斗争和丰富文化的需要而引进佛教.在王室的积极倡导和大力扶持下,引进佛教的第一项事业便是翻译佛经,因此佛经翻译出现了空前的繁荣.纵观吐蕃时期佛经翻译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本文就这三个发展阶段进行了全面的介绍和论述.     

西夏文《大乘无量寿经》考释

本文对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收藏的西夏文《大乘无量寿经》残卷进行了翻译和校注,指出西夏本与现存两种汉译本均有差异,其所据藏文底本可能略有不同。     

《六祖坛经》的"机锋"研究

<六祖坛经>(以下简称<坛经>)作为中国第一部佛教徒自造的佛经,对后世影响之大,已超越了禅宗的范围,超越了佛教的范围.而且.它在语言方面也与它以前的经文不同.它不仅充满了中国式的机智与幽默,又具有浓厚的哲学韵味和文学韵味,特别是在人物对话的描写方面,犹见功夫,实在值得一谈再谈.     

《出三藏记集》中的翻译思想与实践

《出三藏记集》记载了我国东汉至南朝齐梁年间的佛经翻译情况,是佛经翻译史研究的重要史料。《记集》从四个方面记录了这一时期的翻译思想和实践：僧祐从语言学和文艺学的角度对翻译的看法;译经僧们多用“出”表示翻译;佛经翻译原文多为胡本;译场的基本结构已经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