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传汉译佛经对中国小说的影响研究

初传汉译佛经对中国小说叙事所产生的影响并非一种显层的影响,而更多地体现在观念影响层面,是一种潜在的、隐性的影响。其虚构叙事本质对中国小说叙事起到了催生的作用。     

步入成熟的十六国东晋诗文对汉译佛经之容摄

十六国东晋时期,佛教兴盛,现实多灾多难决定了汉地诗文比较多地容摄功德及因果报应思想等佛经内容,决定了汉地诗文容摄念观世音名而脱难得救思想、因果报应思想等佛经内容呈现出较高的艺术性,决定了赞体对佛经中佛、菩萨言行具有强烈的选择性;佛教的传播的范围不很大,决定了容摄佛经内容呈现出较高艺术性的汉地诗文不多。     

毒药、诬陷仇人与佛经故事－－外来影响与中国文学主题复仇方式描写的变化

对待"投毒"、"诬陷"这类复仇方式,经历了由佛经误读、容受到认同的观念演进过程,表现出华夏中土传统伦理性支配力逐渐弱化,对于功利性复仇目标实现的关注渐趋强化。外域宗教文献作为一种异质文化的介入,对于中国伦理型的主流文化有着重要影响,具体的文学母题虽然细小,也可明显看出这一影响的轨迹。市民理想风习,将儒家庄严复仇制度规定下的伦理规约世俗化、诙谐化了。这也是文化传播濡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规律。     

试论佛经翻译史上的“文”“质”之争

信、达、雅之争和直译、意译之争是中国佛经翻译史上的文、质之争的延续.面对这场翻译标准的争论,不应各执一端.对于文质之争、信达雅之争、直译与意译之争,它们的本质并不是矛盾的,而应该是互补的.对此辜正坤先生提出的"多元互补论"就是很好的立意,有益于正确认识我国翻译史上一脉相承的翻译标准的争论.     

勾栏:传统文化与佛教文化相互影响的一个范例--对康保成《"瓦舍"、"勾栏"新解》一文的质疑

康保成《“瓦舍”、“勾栏”新解》[1] 一文将宋元商业性娱乐场所“勾栏”一词的语源上溯至汉译佛经的影响 ,持论新颖 ,却欠允切。勾栏从一种建筑式样名称转变为演出场所名 ,当与中国传统杂技百戏等艺术表演的场地特征有关 ,佛教影响是其中介 ,而非本源与直接原因。     

陈寅恪与中印文学关系

陈寅恪利用其对梵文的掌握,考证了印度佛典版本的真伪、佛经译者的归属,勘证佛经翻译中的误译,并阐述了自己的佛经翻译观。他从佛教对中国古代文学影响角度入手,详尽考察了佛经文学与中国文体间的关系,仔细梳理了中国古典小说与外来佛经故事之间的渊源。这些对于理清中、印文学之间的关系,再现佛教与佛经故事在中原的流变情形,动态把握本土文学选择吸收、消化融合外来文学故事的全部过程,有着巨大意义。     

唐代石刻文献的左行书写

唐代石刻左行书写呈现以下特点：其一,具有较强的私人性和民间性,以官府名义刊立的石刻罕见采用这一格式;其二,具有较强的文本选择性,各种类型的题记、诗文题刻和墓志运用这一格式相对较多;其三,受石刻形制的影响,摩崖刻、洞壁题刻、附刻类石刻和墓志较为常见,而其他石刻形制罕见。唐代这一书写格式从宗教逐渐推广到世俗领域,地域上呈现出由北向南传播的轨迹。唐代石刻左行书写的推广运用与皇室、文人官僚有较大关系,正是他们的接受、使用和宦游迁徙的传播,起到了示范、带动效应,拓宽了这一书写格式的空间场域和文本使用范围。唐代石刻文献左行书写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梵文佛经书写格式的影响,展现了唐代中外文化交融互鉴的丰富图景。     

汉唐时期佛经汉译及其特点

佛经汉译的方式由早期的"私译"发展为东晋南北朝时期政府主导的"译场"和译经集团的集体译经,再到隋唐时期官办的翻译馆译经;译本由早期的节译逐步发展为全译;译经主体由以外来僧人为主发展到以本土僧人为主;译经方法由东汉时期的偏于直译到三国西晋时期的重视意译和"格义",再到东晋南北朝时期的"案本而传"和"依实出华",发展到唐代玄奘开创出调和直译与意译的"新译"。     

论汉藏佛教界的交流与吐蕃时期的佛经翻译

公元7世纪松赞干布建立吐蕃王朝后,从印度和大唐引入了佛教.吐蕃时期是西藏政治、经济、文化全面发展的黄金时期.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促使吐蕃与周边民族加强了文化交流,同时也开始了佛教经典的翻译.随着唐蕃甥舅关系的进一步稳固发展,吐蕃不仅大力吸收唐朝先进的文明,佛教的引进与佛经翻译也成为唐蕃关系史上重要的一环.本文就吐蕃时期的汉藏佛教界交流和佛经翻译进行了概述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