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时期佛经汉译及其特点

佛经汉译的方式由早期的"私译"发展为东晋南北朝时期政府主导的"译场"和译经集团的集体译经,再到隋唐时期官办的翻译馆译经;译本由早期的节译逐步发展为全译;译经主体由以外来僧人为主发展到以本土僧人为主;译经方法由东汉时期的偏于直译到三国西晋时期的重视意译和"格义",再到东晋南北朝时期的"案本而传"和"依实出华",发展到唐代玄奘开创出调和直译与意译的"新译"。     

唐代石刻文献的左行书写

唐代石刻左行书写呈现以下特点：其一,具有较强的私人性和民间性,以官府名义刊立的石刻罕见采用这一格式;其二,具有较强的文本选择性,各种类型的题记、诗文题刻和墓志运用这一格式相对较多;其三,受石刻形制的影响,摩崖刻、洞壁题刻、附刻类石刻和墓志较为常见,而其他石刻形制罕见。唐代这一书写格式从宗教逐渐推广到世俗领域,地域上呈现出由北向南传播的轨迹。唐代石刻左行书写的推广运用与皇室、文人官僚有较大关系,正是他们的接受、使用和宦游迁徙的传播,起到了示范、带动效应,拓宽了这一书写格式的空间场域和文本使用范围。唐代石刻文献左行书写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梵文佛经书写格式的影响,展现了唐代中外文化交融互鉴的丰富图景。     

俄藏西夏文佛经用纸与印刷

佛教兴盛,佛经传播至关重要。西夏佛经的翻译、刊印抄写得到很大程度的发展,佛经需求量的增加和佛教僧侣的印经活动极大推动了西夏造纸和印刷业的进步。文章主要对俄藏西夏文佛经的用纸、佛经刊印与抄写、佛经的装帧等情况作一简要论述。负责书籍雕刻刊印的机构刻字司是西夏一个政府机构,既负责刊印世俗文献,也负责刊印佛教典籍,印刷地点主要设在规模较大的寺院里,由寺院完成具体印刷工作。     

论汉藏佛教界的交流与吐蕃时期的佛经翻译

公元7世纪松赞干布建立吐蕃王朝后,从印度和大唐引入了佛教.吐蕃时期是西藏政治、经济、文化全面发展的黄金时期.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促使吐蕃与周边民族加强了文化交流,同时也开始了佛教经典的翻译.随着唐蕃甥舅关系的进一步稳固发展,吐蕃不仅大力吸收唐朝先进的文明,佛教的引进与佛经翻译也成为唐蕃关系史上重要的一环.本文就吐蕃时期的汉藏佛教界交流和佛经翻译进行了概述和探讨.     

从中古佛经词语看辞书的书证溯源问题

汉译佛经是汉语史尤其是汉语词汇史研究的重要语料。讨论了 6条中古佛经词语 ,即 :讲堂、接、骗、同房、违错、言 /谓 ,旨在为大型语文辞书 (主要是《汉语大词典》)及当代学者的研究成果提供书证并修正部分词语的释义     

论金庸武侠小说中的"过目不忘"母题——一个主题史内涵的跨文化寻踪

金庸武侠小说的过目不忘母题,或直接化用,或弱化、化嵌、合理变形。该母题确立,来自中古时期的佛经传译,其间印度与西域僧人来华的博闻强记,引起了中原人极大的惊奇、钦敬与效法,佛教密宗,对母题确立有最突出的贡献。金庸小说中的超人记忆描写,主要体现在女性人物上,这与金庸小说整体上对于女性的人文关怀合拍。金庸还关注到,女性的惊人记忆力拥有及使用,往往会伴随着沉重的代价。在“精英淘汰”机制支配下的“削强适弱”心态,使人们不愿将“过目不忘”荣誉再送给男人,女性拥有这一特异功能则较易于被接受。     

佛经故事与《补江总白猿传》

《补江总白猿传》是唐初期的一篇文言小说。富于艺术想象,情节离奇曲折,文学价值高,影响深远。这部小说从题材、情节以及环境铺陈的描写手法,无不受到佛经故事的影响。因佛经故事对《补江总白猿传》的影响,使其与魏晋小说相比,在文学性方面大大地跨越了一步。     

《妙法莲华经释文》音韵研究价值初探

《妙法莲华经释文》是日本学者中算撰写的一部关于《妙法莲华经》的重要音义著作，成书于公元976年。书中涉及文字、音韵、训诂各方面问题．在语言研究方面颇具价值。我们拟就轻重、避讳改读等问题列举实例，进行初步探讨，揭示《妙法莲华经释文》在音韵方面所具有的研究价值。     

古代神魔小说中的宝瓶崇拜及其佛道渊源

明清小说宝瓶神物崇拜广义上也包括宝罐及瓶状器物,如如意瓶、杀敌瓶、囚敌瓶等。作为神魔小说一个重要艺术机杼,直接来源于佛经文学叙事及道教法器信仰。宝瓶与现世兵器有多重区别,审美价值在于:使夸张特定人物的超自然能力更为可信;适合妖怪多"谪仙"下界的身份,不至使其因杀戮过甚难于收场,"暂困"还不至于亵渎"超级英雄"和天将们的尊严;宝瓶类兵器内深藏不露的隐秘性,以"瓶中世界"展演了佛教空间观,开辟了神魔叙事更多的空间世界和艺术表现力,同时其多与咒术、符等相结合,体现了佛教"不杀生"而使敌手在囚禁中"自灭自毁"思想,较大程度上减少了利用宝物屠杀"生灵"所可能带来的副作用。     

“九九缺一”母题的南亚佛教文化溯源

“九九缺一”,是一个从南亚经由佛经媒介传入中土的奇妙叙事母题。从中古汉译佛经故事可总结出这样的规律:运用“十”(及其倍数“百”、“五百”、“千”)这样的数字时,故事叙述者“思维定势”影响到叙事表达方式的有序化和习惯化。中土小说野史为此有了一种先在的互文性参照。在一个富有意味的整数到来之前,就有了某种先在的暗示,而数字背后又连带着“数”——古代又常指人既定命运,命运要来一个大的转折,从而叙述的故事情节出现了一个“陡转”讯号。或者,这个陡转就带来了特定故事一个相对完满的结局。该母题的存在,可较为合理地解释因为某种神秘信仰没有被实际验证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