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佛典词汇研究现状述要

通过建立数据库和计量统计,从综论模式、词汇学模式、训诂与文献整理模式三方面综述近年来佛典词汇研究的成果,发现目前佛典词汇和语言研究应重视对佛典语料性质所决定的特殊语言现象和规律的探索并注重语言学理论的指导,注意理论总结,佛典训诂研究尚需加强。     

京藏摩尼经开篇结语辨释

本文考察京藏敦煌摩尼教写经(宇56/北敦00256),认为其主体内容产生于武则天在位年代(690～705),而写卷的制作则不可能早于晚唐.写卷第1～8行的开头语和第316～320行的结束语并非原异域文本所固有,系由来华摩尼僧效法汉译佛经,直接用汉文撰写添缀;而后的第321～345行数百字颂词和祈祷文,则系写卷制作者移植其他经文赘续,并非汉文原典所有.该写卷为敦煌当地以抄经为功德的宗教善信所制作,并未在摩尼教徒中流通,最终被目为佛典收藏入洞.     

西藏佛教前弘期的佛经翻译及特点

自公元7世纪松赞干布引进佛教至公元9世纪朗达玛灭佛之间的二百余年的时间,是佛教在西藏发展的前一个阶段,史称西藏佛教的"前弘期".前弘期佛教在吐蕃王朝的支持下,通过大力培养翻译人才、进行文字改革,完成了后期形成的藏文大藏经的主要科目及其经论翻译的基础,使得佛经翻译事业蒸蒸日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发掘佛经的“和善”文化精神 加强爱国主义教育

佛经故事往往以浅显易懂的语言将民间故事等加以改编，并融入宗教经典，以吸引信徒，弘扬佛法。因此，在佛教经典中不乏积极、健康的文化因素。在加强爱国主义教育、促进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过程中，弘扬佛教经典中的“和善”思想，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截断众流”辨正

禅宗著名的云门三句之一“截断众流”源自汉译佛经,解释为“切断修行者的烦恼妄想”比较恰当.进入中土文献后,演变为“识见超群而能力排流俗”之义.汉译佛经和中土文献“流”认知基础的不同促使了“截断众流”意义的演变.     

敦煌文献字词考释七则

敦煌文献中“逗留(逗遛)”一词,众说纷纭.研究佛经文献可知,释为“缘由”更为合理;敦煌解梦书“表门”一词郑炳林先生释为“坟墓园林之门”,从上下文来看,应释为“旌表墓门之物”.“五翳面墙”、“阑恡”、“恩泽绢”、“女秽”诸家未释,“五翳面墙”应为自谦之词,“阑恡”为“阻拦、舍不得”之义,“恩泽绢”指朝廷布施给寺庙的绢帛,“女秽”为女人自称.敦煌愿文“绠缇”一词难解,实则“绠”为绳索,“缇”为赤色布帛,均为驱傩所用之物.     

从佛经翻译看中国翻译事业的发展

佛经翻译是贯穿中国翻译事业发展的一条主线。从佛经翻译的杰出人物入手,探讨佛经翻译在加强各民族文化交流和融合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以及佛经翻译对中国文化产生的重要影响。     

竺法护与中国文殊信仰的初传

在东汉至两晋时期,竺法护所译佛经不仅部类多,而且数量大,其中,文殊类经典占了相当一部 分,结合相关资料统计,译数仅次于唐不空三藏。相关经典对文殊形象、文殊智慧、文殊法力等极力渲染,文殊 信仰由此得到极大宣扬。同时,作为竺法护译经团体中成员,聂承远、聂道真父子的相关译介是竺法护所译文 殊类经典基本思想的一个重要延伸。而竺法护对《维摩诘经》的重译以及对此重译本的删减也体现出他对文 殊智慧的推崇。竺法护的译介很大地促进了文殊信仰在中国的初传,奠定了文殊信仰在中土发展的基础。     

西夏文《宝藏论》译注

本文参照《大正藏》僧肇译汉文本对俄藏Иив.No.46号西夏文刻本《宝藏论》进行翻译和校注,指出西夏文本应该是民间刻本或寺院刻本,可补汉文本之缺。     

论汉译佛经长篇故事之体制对唐代叙事文学发展的作用

汉译佛经长篇故事情节链很长,出自虚构,唐前已有一些在汉地流行;这类故事在唐前纯汉地诗文中几乎没有,而初唐小说《游仙窟》突然叙述了这类故事,则《游仙窟》这类故事的出现受到了汉译佛经同类故事的影响。盛唐及其后,汉译佛经中的这类故事在汉地已流行了很长时间,汉地人叙述同类故事的作品越来越多。可以说,汉译佛经长篇故事对唐代叙事文学的发展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