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藏西夏文《佛说诸佛经》考释

本文对迄今尚无人解读的俄藏黑水城文献西夏文《佛说诸佛经》进行了译释,指出其译自汉文施护译本,夏译本《佛说诸佛经》对于地名和人名的翻译通过音译、意译、音译加意译的方式,与施护译本保持一致.     

隋代诗文对汉译佛经之容摄

隋代佛教非常兴盛,现实中的多灾多难决定了汉地诗文大量容摄功德及轮回转生思想,决定了愿文体裁对属于实践行为的佛经功德表现出强烈的选择性,决定了汉地诗文在容摄佛及菩萨言行、因果报应等佛经内容时表现出较高的艺术性,而汉地发达的实用—经验理性又决定了容摄佛经内容表现出较高艺术性的诗文不多。     

论萧梁诗文对汉译佛经之容摄

萧梁时期,宣扬功德、因果报应等思想内容的佛经已译出,佛教非常兴盛,上述佛经内容在佛教体系与汉地人思想认识中占有重要地位,满足了汉地人的心理需求,故容摄它们的诗文非常多。僧尼传(史传)对佛经功德表现出强烈的选择性。汉地诗文容摄具有思想性的佛经内容的艺术性表现为:以叙述具体细致甚至生动、有一定甚至复杂情节的事件表达,容摄缺乏思想性的佛经内容的艺术性表现为:美丽的文辞或生动细致的叙述等;汉地人增强佛经内容表达效果的意识不强等原因使此期容摄佛经内容呈现出较高艺术性的诗文不多。     

主体间性视野下的佛经翻译解读

在主体间性框架下分析佛经翻译三个主要阶段的译者翻译实践和翻译思想的发展变化,指出译者主体、读者接受、权力与赞助人、社会文化需要等因素的交互对话的间性作用才成就了我国翻译史上历时最长、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佛经翻译.     

《药师经》翻译新考

《药师经》关乎药师信仰的研究。疑经的风气兴起以来,它受到了颇多怀疑,于今益盛。《药师经》的翻译,记载本来是清楚的,但由于现存对十二卷《大灌顶经》解释的分歧,一些学者以为《药师经》是中土伪造的。《大灌顶经》前九卷甚至整个十二卷具有很明显的道教特性,费长房将其著录为帛尸梨蜜多罗翻译,有怀疑空间;将作为依据的《杂录》称之为子虚乌有,甚至说是费长房的伪造,都是过度怀疑的结果,需要重新审视。20世纪初,斯坦因在今克什米尔吉尔吉特地区发现的一批梵文佛经中就有药师经典。假定吉尔吉特地区发现的《药师经》真的是慧简所造本的"回译",时间的衔接太过紧密,不合当时印度文化传入中土有相当长的时滞的现实,而且这个时候正是中土僧人"西行取经"的热情迸发期,"回译"说更令人难于置信。澄清《药师经》的翻译问题,对中国佛教史、文化研究殊为必要。     

“我者”镜像反观佛经翻译中文化“他者”的凸显

翻译不只是一种语际符号和语意层面的交际行为,更多的是两种文化间相互尊重差异、平等交流、双向互动的一个中介。纵观整个佛经翻译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其间既有作为"他者"的印度文化的胁迫式传入,又有作为"我者"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自我理解,自我完善的需求。正是在翻译中,之于"他者"的"我者"对他文化的从拒斥,接受到融入的更新认识和自我建构,促使了佛经翻译的进一步发展,成就了中国历史上历时最长规模最大的翻译活动,实现了文化大融合。间性思维在佛经文化翻译中的逐渐彰显,佛经翻译事业也由衰及盛。     

东汉到唐代佛经翻译理论简述

本文从佛经翻译理论的发展阶段,结合佛经翻译史,对佛经翻译理论发展的三个阶段进行简单梳理:从东汉末到东晋是肇始时期;从东晋到隋朝是发展时期;唐代时期达到鼎盛。     

论汉文佛经通假字对佛经词语研究的价值

汉文佛经通假字数量众多,特色鲜明,与佛经词语研究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佛经词语研究中,掌握、辨识通假字具有多重价值和意义,具体表现为：一是有助于考释词义,正确解读经文;二是为已有研究成果提供新的思路和证据,做出新的解释;三是有助于辨明佛经文本中因不明通假而产生的臆改,使佛经词语研究建立在可靠文本的基础上;四是有助于破除词语用字的迷障,准确判断词语的产生时代;五是有助于辨明词语书写形式,进而在讨论词典编纂问题时避免误谈词目失收。     

追寻桃花源--也谈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并诗》

《桃花源记并诗》是陶渊明的代表作 ,前人多有研究且认识渐趋一致。而有关“桃花源”这一地理位置真伪之争论则颇为激烈。通过对当时流传的几种武陵人奇遇故事的比较 ,认为 :陶渊明亦不过如当时之小说家 ,将这一怪异故事记载下来罢了。因此《桃花源记》是一篇小说 ,其中之“桃花源”这一地理位置亦不宜坐实。而《桃花源记并诗》在历来陶本中“文”、“诗”并载 ,这种文体特征极有可能受到佛经文体偈颂相接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