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星人母题与中国古代外星不明入侵物叙事

从西晋到清代的典籍中,有许多关于航天飞行器的载录,这些航天飞行器有可能从天外而来。古代文献对外星人怪异相貌的记载,首先是怪异的面貌和形体;其次是色如蓝靛,遍体有毛;其三是透明体貌的外星人描述;其四是生活在陆地或海中的类似人类的高级动物。佛经文献中相关故事的启发,也是审视中国古人有关天外来客载录时应予注意的。     

刍议佛经的英译

里文章重点探讨佛经英译所面临的问题,分析其的特点和难点,总结前人的翻译经验。     

浅议西藏卓卡寺藏经与敦煌《大般若经》的关系

藏经洞古藏文文献自20世纪初出土以来,学界普遍认为保存至今的吐蕃古藏文文献,除了金石铭刻、竹木简牍、伏藏文献外,只有敦煌藏文文献。然而随着近二三十年的调查研究,越来越多的发现表明,西藏仍有大量吐蕃古藏文文献,与藏经洞文献属同一时代;这些文献属佛教典籍,收藏地都是藏传佛教寺院;由此,这批吐蕃时期的古藏文文献的收藏地就成了今天西藏的“藏经洞”。文章就西藏卓卡寺藏《大般若经》与藏经洞出土钟经的关系作了初步探讨。     

陈寅恪佛教研究的文化范式

在陈寅恪的中古民族文化研究中,佛教问题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涉及到晋唐佛学史、佛教与道教、佛教与儒学、佛教与政治伦理、佛教与语言文艺等方面。陈寅恪佛教研究最大的学术特色是,从佛经比较校勘出发,扩展到中古民族文化渊源探求中去。一方面寻求佛教文化本原,另一方面探求佛教传播中的文化适应,由此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比较文化渊源研究范式。     

金庸小说服食增功力母题的中外文本来源

金庸小说表现武侠人物食用毒虫,迅速增加功力走向成熟,是一个惯用艺术机杼。金庸关注带有区域文化色彩的动物昆虫,关注具有特定意味的怪异形象。除了借鉴还珠楼主外,还来源于佛经母题的医药文化因子。如雪山产仙草、服神草可生子、食仙果变形、山中诸药之精除病等。金庸小说吸收了佛经故事精华,淡化与改造了明清小说巫术色彩和象征意味,强化了传统中医文化"以毒攻毒"、毒物之间相生相克等理念,带有生态和谐理想闪光,强化着感人魅力。     

翻译目的论对中国佛经翻译的操纵

二十世纪70年代,德国翻译理论家弗密尔提出了翻译目的论,将翻译研究聚焦于翻译目的的选择上,认为翻译过程中使用的翻译的方法和策略是由翻译目的决定的。从中国佛经翻译入手,探讨目的论对翻译活动的影响。     

野女掠男故事的主题学分析

东亚流行的野女掠男母题,当起自中古佛经中的海外异类结亲母题。但故事在中国误读过程中进行了新的“性别置换”,多体现为男性主人公因祸得福,实为一次带有男性“艳遇”性质的行为,仙话理想色彩十分鲜明。母题体现了华夏中原人与边缘地区交往的心态,突出了故事发生地区的边缘性。明清小说野史叙事主要表现为:1.南方野女变得友好了;2.她们往往还具有中原人一样的敬孝、忠君等伦理观念;3.“野女”形象往往为佐助平叛英雄立下战功的女将领。     

新世纪以来国内关于鸠摩罗什的研究述评及展望——纪念鸠摩罗什大师逝世1600周年

鸠摩罗什是南北朝时期著名的佛教高僧、佛经翻译家、佛学家和佛教教育家.他的译经和传教活动对中国佛教的发展,对中华文化整体发展以及东亚文化,都产生了巨大影响.通过检索、阅读新世纪以来学界相关研究报道,发现鸠摩罗什研究取得了一些新成果,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在未来研究中,应加强在翻译学、文化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伦理学等方面的鸠摩罗什研究,逐步建立鸠摩罗什学,使我们能够更好地认识这位来自西域的中华文化巨人.     

中国佛教阐释学研究:佛经的汉译

翻译是理解与解释的过程，是两种不同话语、两种不同文化之间 的对话。自汉代佛经翻译开始，中国古代翻译事业由文化征服走向文化交流。东汉时期，佛 经翻译受制于译者对两种不同语言的理解与表达能力的低下以及语言文化的隔膜，译经多为 “弃文存质”的直译；魏晋时期，佛经翻译家注意迎合中国本土的知识背景和学术思潮，译 经多为“滞文格义”的意译；东晋二秦时期，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从空间性和时 间性上彰明翻译的阐释学性质，鸠摩罗什注意到佛经“有意味的形式”，对已有旧译佛经进 行了语言和意义的双重正谬和双重诠释。隋唐时期，彦琮的“八备”和玄奘的“五不翻”， 标志着翻译理论的规范化和科学化。宋代赞宁的“六例”是佛经翻译理论和实践最完满的总 结。汉译佛经改变了印度佛经的原生态，使之以中国人理解的并经中国人解释过的方式成为 世界佛教的宝藏。     

《药师经》翻译新考

《药师经》关乎药师信仰的研究。疑经的风气兴起以来,它受到了颇多怀疑,于今益盛。《药师经》的翻译,记载本来是清楚的,但由于现存对十二卷《大灌顶经》解释的分歧,一些学者以为《药师经》是中土伪造的。《大灌顶经》前九卷甚至整个十二卷具有很明显的道教特性,费长房将其著录为帛尸梨蜜多罗翻译,有怀疑空间;将作为依据的《杂录》称之为子虚乌有,甚至说是费长房的伪造,都是过度怀疑的结果,需要重新审视。20世纪初,斯坦因在今克什米尔吉尔吉特地区发现的一批梵文佛经中就有药师经典。假定吉尔吉特地区发现的《药师经》真的是慧简所造本的"回译",时间的衔接太过紧密,不合当时印度文化传入中土有相当长的时滞的现实,而且这个时候正是中土僧人"西行取经"的热情迸发期,"回译"说更令人难于置信。澄清《药师经》的翻译问题,对中国佛教史、文化研究殊为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