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佛经翻译的政治化

佛教的传播离不开佛经翻译,而在佛经翻译过程中,翻译与政治被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为了更好地进入到中国人的思想意识形态中,佛教不断顺应中国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同时,国家权力将佛经翻译作为一种国家文化事业,倾注国家之力,成立国家译场并设立僧官制度,将佛经翻译政治化。作为政治权力话语的产物,佛经的翻译标准、翻译方法和翻译过程不可避免地受到政治权力的影响。     

汉译佛典叙事类文体的特色及对中土叙事文学的影响

在汉译佛典十二部经中,属于叙事类文体的主要有本事、本生、因缘、譬喻、未曾有和授记六种。它们在叙事上呈现出三大特点：一是因果报应的叙事伦理,它具有鲜明的印度佛教色彩,讲究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和自作自受。二是详赡、重复与夸诞的叙事风格。详赡,指叙事内容的详实、周密,且特别重视运用各种细节描写．诸如场景、语言、行动、心理、肖像等。重复,主要指一部佛经在叙事时,相同或相近的故事类型反复出现在同一主人物身上。夸诞则和神通叙事有关。三是集锦式、葡萄藤式的故事结构。前者多用于整部佛经,后者多用于组经中的小经或其中的某个故事。而汉译佛典叙事类文体的这些特点,通过不同的途径影响了中国古典小说的生成与发展,像虚构、重复叙事与神通叙事等方法的运用,莫不和这些佛典的传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可洪音义》研究现状综述

《可洪音义》是五代时期一部以辨析手写佛经中的俗讹难字为主要目的的大型佛经音义著作,随着佛经音义研究的深入,它在文字、音韵、训诂等方面的价值逐渐被发现并得以挖掘。作为中古时期的一部佛经音义,《可洪音义》所展现的丰富的文献材料有很多地方值得深入研究。     

从佛经汉译看中国典籍英译的概念体系建构

在长达千余年的实践和理论探索中,佛经汉译走过了一条漫长的历史道路,积累了很多成功的经验,这些经验对当今的中国典籍英译具有启示作用。文章通过考察佛经汉译中原典概念体系的建构过程和评价《一切经音义》及《翻译名义集》等辞书的理论贡献后得出结论：（1）典籍翻译中概念体系的建构是个历史过程,概念术语的翻译有继承性;（2）适时编写相应辞书对概念术语英译进行理论总结,形成一些规范。     

论中国古代本土文学对佛经空义之容摄

中国古代本土文学对佛经空义的容摄篇数多、力度大,空义部分地支配了本土文学的思想、情感、情节、语言等,艺术性高低不等,基本上是积极的;此容摄在唐代发展到成熟阶段。     

从词汇角度看《大比丘三千威仪》的翻译年代

《大比丘三千威仪》,旧题“后汉安世高译”,一些学者也把它当作东汉语料来使用,颇值得商榷。从词汇角度考察,《大比丘三千威仪》中“阿闭梨”、“布萨”、“捷椎”、“檀越”、“维那”等佛经译名以及“橙”、“抖擞”、“猛利”、“某甲”、“爬”、“绳床”、“食堂”、“下”、“执作”等普通词语最早见于两晋时译经,未见于东汉三国可靠译经,而部分普通词语亦始见于晋代（或者更晚）中土文献,可见该经中明显存在着具有两晋时代特色的词汇,因而这部经书不可能是东汉译经,其翻译年代不会早于西晋甚至是东晋。     

“不可思议”考辨

“不可思议”是佛家语,指思维和言语所不能达到的微妙境界,也可形容事物无法想象或难以理解。大部分辞书认为此词来自《维摩诘经》。查考相关语料可知,这一习见的成语最早出自东汉安世高《佛说大安般守意经卷》,历史上还出现过“难思议”、“不能思议”、“其不思议”、“可不思议”、“岂不思议”等众多形式。但“不可思议”这一形式因易于口头传诵而被广泛使用。它在表示“思维和语言所不能达到的境界”义时,在佛经文献中比较常见;其“不可想象或难以理解”义在现代口语里多用。在词义演变的发展过程中,它由名词性词语转化为形容词性词语,这是由其语义基础和人们的认知心理所决定的。     

敦煌变文"不具来生业报恩"校议

<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中的"不具来生业报恩"当作"不惧来生业报因"."业报恩"不可理解,"业报因"是佛教经论中的常见搭配,且变文中旁证甚多,故"恩"当作"因"."具"虽可与"业报因"搭配,但不合上下文意;上下文多说地狱之可惧,且"惧(畏)因(果)"是佛教经论中的常见搭配,故"具"当作"惧".     

汉译佛经中的偈颂与赞颂简要辨析

汉译佛经中有许多诗颂(诗偈),有的属于重颂,有的属于讽颂,有的属于赞颂,很容易被混淆.本文对这些概念进行了初步辨析,着重突出佛教赞颂诗与其他诗体的差异.     

以北齐响堂山石刻佛经看《大正藏》文本变化

北齐响堂山石窟《维摩诘所说经》是已知年代最早的石刻版本,具有较高的版本学价值。以之与《大正藏》中相同篇目逐字进行比较,来看《大正藏》的文本变化。《大正藏》通行本发生的变化共79处,主要表现在词语改换、增减、倒文等,二者相较可以看到文本传承中语言的时代变化,解释性成分的增加,以及讹误疏漏。41处变化在《大正藏》所对校的诸多版本中与刻经相同,可见通过刻经与《大正藏》诸版本的对比,可以对文本变化的研究更加深入、对文本变化的时代判定更加确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