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官修《明史》与私修明史之间的互动关系

清初史学,颇为繁盛,官、私修史呈现出双流并进的发展趋势,尤其是在明史纂修领域,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之间的互动十分显著。一方面,官修《明史》发挥了重要的导向作用,成为激励和推动士人修史的重要契机;另一方面,不少有见识的史家出于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追求信史的目标,以不同的方式参与修官史,并深刻反思官方修史的弊病,通过私修史书的方式予以回应。这种修史格局不仅反映出中国古代史学的基本特点、整体面貌和悠久传统,而且可为当下史学的健康发展提供某些参照。     

师友交游与三范修史

“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成都范氏家族能成为宋代著名的史学世家，师友间相互切磋之功诚不可掩。故于此从师友交游的角度对其家族中著名史学家三范（范镇、范祖禹、范冲）的史学修养予以考察，期以加深对四川史学世家的认识。     

《唐代官方史学研究》读后

南开大学法学系副教授岳纯之先生的《唐代官方史学研究》一书2003年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本专著是近年来关于唐代史学史研究的一部力作。全书共分为六章，分别是唐代官方史学概论、唐代官方修史机构——史馆、唐前五代史与五代史志的修撰、《晋书》的重修、实录的修撰、唐代官修史书杂考。另外此书附录部分收入了作者写的五篇针对某些具体问题的短文，此书的第一章可以说是对唐代官方史学的总论，     

五大体系构筑林业年鉴发展的基石

23年盛世修史，“纳万象于一编、缩一年为一瞬”，如今的《中国林业年鉴》不断壮大，日臻完善，并走上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中国林业年鉴》要把握好历史机遇，与时俱进，承担起树碑立传这一光荣的历史使命，在创新中求发展。在此过程中，积累了很多宝贵经验，这些经验在总结中升华，无论是过去乃至将来，都是我们发展的基础，是创新的保证，对于指导今后的工作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参考价值，这就是支撑《中国林业年鉴》发展的五大体系建设。     

毕沅幕府修史在乾隆时期史学发展中的地位

清代乾隆时期,官方史学兴盛,大型、系统史书的纂修几乎被朝廷独占.毕沅幕府组织多人合作的修史活动,弥补私家个体修书人力、物力、史料资源不足的弱点,以编纂<续资治通鉴>与<史籍考>为代表,打破了朝廷垄断,挑战了官方对史学遗产总结的主导地位,具有重要的史学意义,成为乾隆朝史学发展结构中的新因素.而<史籍考>的最终未成,则反映出幕府修史活动自身具有的组织松散、受政治局势制约等局限性.     

北齐与设馆修史的出现

北齐设馆修史标志着史官制度的重大变化.它之所以出现在北齐,而非北周,更非东晋南朝,是由于北朝史官制度的确立和完善推进了国史编撰,北朝史家的良史意识催生了以专人专职修史的编纂思想,以及北齐比北周更多地继承了北魏一东魏的史学传统.     

中国传统史学对民族融合的作用

中国古代民族大融合的深层原因,是学术上值得探讨的问题.民族融合的关键因素在于文化的认同,而传统史学则是中国古代文化中最为发达的组成部分.从先秦到汉代,华夏文化中系统的礼制伦理文化和"大一统"的政治历史观,成为民族凝聚力的精神核心.十六国至南北朝时期,史学凸现为民族融合的先导和最稳定因素,这源于各个少数民族政权竞相仿从汉族政权的官方记史、修史体制,从而导致历史观、史学意识的文化认同,以及祖先血脉的认同,构成持久的民族凝聚力.隋唐以后直至清朝,传统史学始终发挥着这种凝聚力量.因此,中国传统史学对历史的发展起到了重大作用,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史学引导了历史.     

论朝鲜王朝《时政记》之纂修及其特征

朝鲜王朝仿效宋朝编修《时政记》,乃是一项重要的修史制度。朝鲜《时政记》的编修,并非像唐宋由宰相或枢密院副使执笔,而是由专职史官编修。为确保《时政记》依时完成,朝鲜建立了严格的监督与考察史官的制度,依据《时政记》的好坏,评定史官的考核等级;《时政记》乃是在《承政院日记》及各司文书基础上,重点记录现行的各项制度并加以评论,是编修实录的重要史料来源;一旦实录编成,《时政记》与史草一同被洗草。因为《时政记》乃记录当朝人物与政事,也成为朝鲜党争的重要因由,朝鲜历史上的"戊午史祸"与"乙巳史祸"皆不同程度与《时政记》相关。研究《时政记》,也可以透视朝鲜王朝政治斗争的某些特征。     

当代文学学科特点与时代新质的嬗变——兼谈当代文学史编写的另一种思路

中国当代文学学科经过半个世纪的沧桑演进,逐渐由弱至强,成为近20年来别具影响的一门显学.当代文学概念的提出,实际上被赋予了强烈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内涵,空间范畴仅限于中国大陆母体的文学,并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被高度政治化、组织化了,具有并不完全相同的阶段性特征.反映在当代文学的修史上,则往往重主体认知而轻客观事实,因此,有必要提出并强调以"实"见长,而不是以"论"取胜的另一种编写思路.     

宋代史家对信史传统的继承和发展

讲求信史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历代正直的史家都把信史原则作为史学活动的最高准则.宋代史家辈出,他们多以信史理念从事历史编纂和历史考辨工作,从撰述一代信史的目标出发,直陈君主观史、宰相监修造成的曲笔之弊,提出了恢复起居郎、起居舍人之职,完善史官专任制度、规范<日历>编修程序等具体措施.在史才选拔方面,又提出了"良直"、"明识"等重要标准,为丰富和推动信史传统的进一步发展作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