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莎白柯鲁克笔下的中国农村和农民

2007年夏天,伊莎白教授将她和夫君柯鲁免撰写的《十里店》中文版一、二册寄给了温家宝总理。温家宝总理收到书后,用毛笔工工整整地给伊莎白教授回了信,对她关心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的精神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赶一个红火的大集

在中国农村,集市如同城市里的超市,农民把逛集市称为赶大集。忙活了一年的农民,春节前谁不赶个大集,集市就成了最热闹的场所。     

新农村建设与农民健康生活方式的实现途径

本文基于新农村建设中农民生活方式的变革趋势,阐述了农民实现健康生活方式的意义.并对农民实现健康生活方式的路径选择提出了相关思路和措施.     

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农村土地冲突分析——现状、类型与趋势

本文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探讨了农村土地冲突现状、类型和发展趋势.当前农村土地冲突是农村群体性事件焦点,数量庞大;依据冲突主体不同,农村土地冲突可大致分为农户-农户或村-村、农户-村民小组、农民-基层组织及干部、农民-较高层政府及其土地主管部门、农民-资本持有者等五类,每类在方式、博弈过程、规模程度、争夺目标、利益诉求和政治特征上均有所差异;未来农村土地冲突将继续呈上升趋势,中西部地区将会更加明显.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大力提高农民科学素质

农民科学素质是推进现代化建设、实现生产发展的决定因素,是增加农民收入、实现生活宽裕的决定因素,是破除愚昧迷信、实现乡风文明的决定因素,是保护生活环境、实现村容整洁、推进科学参与、实现管理民主的重要因素。提高农民科学素质,加强面向农民的科学普及,培养造就“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是推进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举措和必由之路。     

货币理性下的农民行动与其偏差矫正

转型期我国多数农民处于半自给自足经济或半市场经济形态中,具有货币理性。货币理性催生农民生成新观念,并驱使农民在日常经济活动中频繁地进行货币化行动,如热衷于从事有持久性货币收入的工作和"跟风"类经济活动等,与此联系的农村社会交往活动也普遍货币化。尽管农民的货币化行动对农村建设、农民致富、劳动力转移有积极意义,但有些行动偏离了社会正常运行轨迹,彰显出即期性、功利性和原子化,亟须在农村和谐社会建设中予以矫正。     

论农民在乡村振兴中主体作用的发挥

农民是乡村振兴的主体,广大农民的持续奋斗是乡村全面振兴的关键所在。当前,农民主体作用的发挥面临着参与积极性不高,整体素质有待提升,组织化程度亟待提高等难题。为此,充分发挥与乡村振兴相适应的农民主体作用,要健全涉农政策,激发农民主观能动性;要振兴乡村经济,确保农民增收致富;要落实助农帮扶,打通服务农民“最后一公里”;要自觉承担主体责任,为乡村全面振兴提质增效。     

中国共产党领导乡村治理的70年历史进程与经验探索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乡村治理大体经过了三个历史阶段。新中国成立,中国共产党领导乡村治理的范围扩大到全国,实行彻底的土地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以及人民公社化运动,集中力量发展生产。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发展乡镇企业,建立村委会实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保障基层民主,后来废除了存在我国两千多年的农业税制度。进入新时代,党提出乡村振兴的发展战略,打赢了脱贫攻坚战,城乡差距不断缩小,农村面貌焕然一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乡村治理70多年历史进程也为我们日后的乡村治理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调控型共同富裕：社会化大生产与农民致富——以浙北Y镇为例

改革开放的前20多年,浙江的快速发展表明,分散化的小生产方式是与促进农民共同富裕的进程相一致的。但是,从21世纪初开始,浙江推动生产方式转型,促进了土地、资本、产业工人的集中化和规模化,具有了社会化大生产的特点,由此也将马克思关于社会化大生产容易导致财富分配不均衡的判断置于我们面前。根据笔者对浙北Y镇的观察,社会化大生产本身无法继续给农民提供广泛致富的空间,但是地方政府通过一系列统筹,降低了转型对农民致富造成的不利影响,形成了一种“调控型共同富裕”。与福利主义不同,这种调控是由地方政府作出的、非统一的、复合的体系。这样,调控型共同富裕成为既提高社会生产效率又维持农民广泛均衡致富的新方式。但不可忽视的是,随着城镇化和工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及流动人口红利的逐步消失,这种“调控型共同富裕”也将面临新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