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老工业基地政府规制改革研究

政府规制是政府利用国家强制权依法对市场经济中的微观经济主体进行的直接控制或干预,其成效直接影响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相对于我国东南沿海地区,东北地区经济发展滞后,其重要原因是政府规制不当。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深化政府规制改革应着重从三方面入手:一是政企分开,防范政府对国有经济的过度性“规制”;二是消除政府对民营经济的“歧视性”规制,大力扶持民营经济的发展;三是加强对政府规制者的规制,确保政府规制科学有效。     

环境规制模式与就业技能结构升级:理论机理与实证检验

环境规制是促进经济绿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政策工具,不同环境规制模式对于就业技能结构有异质性影响。从环境规制强度来看,我国环境规制正在由传统命令型为主向市场型为主转变,但空间上"东高西低"的非均衡特征依然明显。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对就业技能结构升级的影响存在产业结构门槛效应;随着产业结构水平的提高,命令型与公众自愿型环境规制对就业技能结构升级的影响呈现先抑后扬的"U"型特征,市场型环境规制则表现为逐步增强的促进作用。目前只有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省份跨过了门槛值,大部分中西部省份仍未跨过门槛值。从三种环境规制模式的交互作用来看,提升市场型环境规制强度有助于增强命令型与公众自愿型环境规制对就业技能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因此,应当重视环境规制的异质性,根据不同地区产业结构水平,采取差异化的规制模式,从而缓解结构性失业,实现环境规制与就业技能结构升级的"双重红利"。     

论我国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刑事立法的完善——基于意大利虚开发票罪刑事立法及适用的启示

我国现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刑事立法对纳税人虚开行为的入罪处罚存在打击面过宽、力度过大的问题,同时针对特定虚开行为,在处理与逃税罪的关系上也存在不小的争议。在当前税收征管方式从以票控税逐步向信息管税转变的背景下,通过研究意大利虚开发票罪刑事立法及相关司法判决和学说观点,并基于其重要启示,我国虚开罪刑事立法的完善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税收犯罪刑事立法应当以处罚对国库利益直接有损的行为为基本理念,而虚开罪属于危险犯,作为这一基本理念的例外而存在,其应用应当受到限制;限缩虚开罪的客观要件,仅规定为他人虚开一种虚开行为,将为自己虚开和让他人为自己虚开两种行为以逃税罪的名义进行处罚,介绍他人虚开行为以共犯的名义按照虚开罪或逃税罪处理;在主观要件上,增加开票方是为了使他人逃税的目的而虚开发票;为避免一事二罚以及变相扩大虚开罪的应用范围,应排除开票方、受票方分别基于逃税罪、虚开罪共犯名义受处罚;降低虚开罪的处罚力度,与逃税罪的刑期持平。     

环境规制、技术进步与我国科技税收政策优化

环境问题日益成为制约我国社会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我国都将处于"倒U型"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两难区间。企业是科技创新的主体,通过环境规制可以促使企业加大科技投入,提升自身研发能力,从而加快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实现经济结构调整,这必然要求借鉴国际经验对我国现有科技税收政策进行调整与完善。     

非政府组织公共责任解读:逻辑起点与现实回归

非政府组织在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中承担着重要的角色.基本属性、公共义务与资源约束成为非政府组织公共责任的逻辑起点,承担公共责任是非政府组织发展的必然选择.非政府组织公共责任是指组织履行自己的职责,并有义务对曾经做过、正在做和计划做的事向公共责任的客体做出解释和辩护.当前,我国非政府组织落实公共责任存在着法律法规、政府规制、社会监督、自律机制等方面的困境.要从完善法律框架、加大政府支持力度、强化多元监督、注重内部自律等方面来超越困境.     

反内幕交易法律规制的困境与突破

随着经济的大幅波动,证券市场所涉及的内幕交易、“老鼠仓”等事件不断地刺激着股民的神经,也时刻挑战着法律尺度。内幕交易产生的根源是信息不对称,这也是反内幕交易法律规制所遇到的最大困难,适当降低内幕交易行为的证明标准可以缓解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问题。但最终的突破困境的出路在于建立规范的规则体系,明确证券交易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儒家法律思想与现代法律思想的共鸣

博大精深的儒家文化锻造着中华民族的思想观念 ,并影响着中国政治、法律等社会制度的形成和发展。通过解读儒家法律思想 ,可以发现儒家法律思想与现代法律思想存在着深层次的内部牵连。通过两者比较、分析 ,以期能为现代法律的发展和完善及司法实践提供一些启示和帮助     

论滥用经理权的市场约束及其民法规制

经理权具有权力特征,容易遭到滥用.传统内部约束方法存在一定局限性,应发掘和适用市场外部竞争机制规制经理权滥用.经理权的市场约束机制应通过民事法予以规范化.     

经济法视角下政府经济权力边界的审读——以政府职能转变为考察中心

市场失灵决定了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确有必要,但市场调节的决定性地位又决定了政府干预必须控制在合理的限度内。我国自培育并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以来,政府干预经济职能从"大包大揽"到逐步让市场调节这只无形的手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作用直至应然的决定性作用。然而,政府的经济权力过大和权力边界不清晰以及越权迄今依然存在,实然层面抑制了市场调节进一步发生发展。故而,政府的经济调节权力运行必须遵循维护市场竞争(竞争性)、合法性、适度性、中立性、公共性等基本原则。为了落实这些原则,必须对政府干预市场行为进行公共利益衡量与维护,利害关系主体参与相关法律和政策制定,对政府经济权力进行实体法约束和程序法审查、矫正与救济。     

目的解释之再提倡——基于刑事诉讼法目的与刑法目的之比较

鉴于刑事诉讼中控辩双方力量上的悬殊以及进入刑事诉讼中的被告人事实上可能无罪,因此刑事诉讼法目的主要在于保障人权,而非打击犯罪。疑罪从无与有利于被告应只适用于对证据与事实存有疑问时,而不应成为刑法解释的方向。刑法条文是正义的文字表述,亦是刑法解释的对象。“目的是全部法律的创造者”,因此刑法解释应以刑法条文背后的法益保护目的为解释目标。当对刑法解释存有疑问时,应在罪刑法定主义原则的框架内,根据刑法条文背后的目的,尽可能实现规范内的处罚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