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法价值冲突的协调

刑法价值是指刑法的积极作用。刑法价值不是单一的,而是一个体系。刑法的不同价值之间会产生冲突。正义是协调刑法价值之间矛盾时所追求的目标。对刑法价值进行协调时要体现的正义,需要由立法和执法各个环节来进行。     

论城市公共交通运输业的运力退出规制

一、退出规制的条件分析1、运力退出的必然存在性城市公共交通运输业在进入和价格等方面受到严格规制。正如存在市场失灵一样 ,也存在规制失灵。通过对全国几个典型城市所推行的“城市客运管理条例”分析 ,我们不难发现 :各地均在经营规模 (包括经营车辆、经营场所及停车场地 )、经营管理制度及从业人员等相关方面规定了从事城市客运业务的开业或进入条件条款。但是除了这些显性的规定外 ,经营者进入市场实际上还受其它一些条款的制约 ,如各地管理条例中均制定了“城市公共汽电车客运的发展应当与经济发展、城市建设、环境保护和人民生活水…     

基于碳交易规制的易腐品订货决策研究

基于经济批量订货的思想,对冷链产品的制造商订货模型进一步深化,构建了不存在碳排放上限且不考虑碳交易机制、存在碳排放上限但不考虑交易机制、考虑碳交易机制订货模型,并主要通过数值分析的方法进行研究。结论表明:在不同的碳交易规制的环境下,需要对采购的策略(订货批量,订货周期)做出较大的调整来重新达到订货总成本最优,基于碳交易规制的订货模型具有更低的成本。另一方面,通过碳交易机制的方式实现有效的碳减排效果是有条件的,在不同的外界环境条件下,应该采用不同的碳规制措施和方法才能够有效降低碳排放量。     

强奸罪与抢劫罪之客观行为的异同

强奸罪与抢劫罪条文表述都是为以暴力、胁迫和其他手段,但是从刑法体系与刑法解释学的角度来看,两者仍然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抢劫罪的暴力包含了故意杀人的情形;抢劫罪的胁迫仅限于暴力胁迫以及当场实现。抢劫罪中对被害人压制反抗的程度是高于强奸罪中的暴力、胁迫和其他方法的。此外,强奸罪与抢劫罪两罪其他方法最大的区别在于抢劫罪中被害人不知反抗的状态,必须是由行为人的行为所引起的,而强奸罪中,被害人不知反抗的状态既可以是被害人本身存在的,也可以是行为人引起的。故从犯罪的客观行为角度来看,我们认为先前的抢劫行为对被害妇女形成的精神强制是可以评价为强奸罪的手段行为的。也即当抢劫罪已经既遂之后,行为人借由之前产生的手段行为使得被害人自身产生恐惧心理来强迫被害人进行性行为,这应当能认定为强奸罪的客观行为。     

东北老工业基地政府规制改革研究

政府规制是政府利用国家强制权依法对市场经济中的微观经济主体进行的直接控制或干预,其成效直接影响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相对于我国东南沿海地区,东北地区经济发展滞后,其重要原因是政府规制不当。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深化政府规制改革应着重从三方面入手:一是政企分开,防范政府对国有经济的过度性“规制”;二是消除政府对民营经济的“歧视性”规制,大力扶持民营经济的发展;三是加强对政府规制者的规制,确保政府规制科学有效。     

中部六省环境规制强度与新型城镇化质量协调性分析

生态环境和新型城镇化存在协调互动的关系,环境规制作为人类调节生态环境的一种重要行为,能够对区域生态环境和新型城镇化的协调发展产生积极影响。以我国中部六省为研究对象,分别测度中部六省环境规制强度和新型城镇化质量得分,发现中部六省环境规制强度和新型城镇化质量在时空维度上均存在上升趋势。中部六省环境规制强度和新型城镇化质量协调性类型进行划分,判断中部地区两者间的协调性关系,结论如下:1)中部六省环境规制强度和新型城镇化质量协调性不足,基本协调型数量只有一个,而严重不协调的比例占到了38%,二者尚处于拮抗状态;2)中部地区环境规制强度和新型城镇化质量整体水平偏低,且协调性类型存在显著的时空差异。     

如何在著作权刑法保护中适用资格刑

随着经济的日益发展,著作权经济价值不断增加,而侵犯著作权的犯罪所造成的危害也日益严重,加强著作权的刑法保护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的著作权保护的立法趋势。资格刑通过剥夺行为人实施某种行为的资格和能力,最终达到实现刑罚特殊预防目的的独特功能。在单位犯罪、高技术犯罪日益突出的今天,引进并适用著作权刑法保护中的资格刑,主要是限制侵犯著作权犯罪中的单位或直接责任人员,防止其利用从业条件再实施同类犯罪。     

为什么对行政垄断立法规制应以行政法为先导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作为市场主体的地位应该是平等的,竞争的环境应该是公平的。但由于我国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长期的行政垄断行为,不仅阻碍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且与国际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不相适应。当前我国在立法规制行政垄断方面存在诸多缺陷,应从立法上尤其是行政立法上进一步完善对行政垄断的规制。     

中央环保督察对制造业企业产能过剩的影响

针对中国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环境规制政策。然而,地方政府在实施环境规制的过程中受到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双重制约,使得传统环境规制的收效有限,中央环保督察制度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为检验中央环保督察对解决当前中国制造业企业产能过剩问题的效果,基于2012—2019年上市制造业企业的年度数据,利用多期倍差法考察了这一制度对制造业企业产能过剩的影响及作用传导机制。结果表明:中央环保督察整体上有利于制造业企业过剩产能的治理,并通过促进地区专业化集聚来发挥作用。同时,该制度对市场化进程较高地区、重度及中度污染行业的制造业企业过剩产能的改善作用明显,也对大规模、国有及民营制造业企业过剩产能的治理效果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