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度重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现实利益——对中国改革动力的若干思考

在涉及利益层面较广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充分考虑广大民众尤其是弱势群体的现实利益,既是消除阻力、争取民众支持、继续推行改革的关键环节,也是中国共产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现实体现。     

论萨特的利益的主体性思想

萨特认为，利益的主体性的前提是人的存在，利益的主体性是一种主观性，利益的主体性能够离开人的社会性，利益的主体性是后天个人实践获得的，利益的主体性是人的根基。萨特在一定程度上意识到利益的主体性在主体活动中的重要作用。但是，萨特不了解利益的主体性的本质，认为利益的主体性脱离社会关系，源于人的自然本性或某种意识和心理表现，因而，萨特没能科学地揭示主体活动的思想动机和利益的主体性的关系。马克思主义认为，利益的主体性是客观存在的，它的产生和发挥并不取决于主体对某一需要的意识，而是受着与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制约。利益的主体性在本质上属于社会关系范畴。     

英美法律文化的混合与变异——以"蔑视法庭罪"为分析路径

为了平衡新闻自由与司法公正、司法权威之间的冲突,英美国家以"蔑视法庭罪"对妨碍和侵犯司法尊严的行为进行了规制.由于两国历史文化背景不同,因此"蔑视法庭罪"在两国的实践与制度产生的效果也不一样,说明在同一法系的不同国家法律制度既有融合也有变异.     

尼克松对越南战争的态度

越战是美国自二战以后最重大的海外干涉 ,也是尼克松政治生涯中的重要部分。尼克松从担任艾森豪威尔政府副总统起到约翰逊政府前期 ,一直是美国对越战争升级的支持者 ,而到了 196 8年他对越战的态度由强硬走向缓和 ,并最终于 1973年 1月与北越签订了和平协定 ,结束了越战。美国的国家利益是尼克松处理越南问题的根本依据 ,但在促使对越态度转变中一些他个人的因素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尼克松作为一个彻底的现实主义者 ,充分认识到越战造成了美国巨大的人员伤亡和军事、经济损失。同时 ,虽然尼克松本人内心始终坚持反共立场 ,但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 ,他不得不面对现实 ,调整与中、苏的关系 ,其中不可避免地涉及越南问题。更重要的是越战与尼克松个人政治命运的联系。美国国内掀起大规模的反战运动 ,同时 ,战争还造成统治阶级内部各利益团体和党派的分裂 ,尼克松要想在选举中获胜则必须调和两种对越战的极端态度 ,走中间道路 ,以取得选民的支持。     

我们的事业向太阳——无锡尚德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初记

先说一个故事。2001年夏,德国和中国的两家企业之间发生一场商战。无锡尚德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总经理施正荣博士,赴德国寻购等离子化学气相沉积等专用生产设备。德国这家公司只为全世界生产出4台,3台已名花有主,仅有这1台待字闺中。不意在洽谈顺利进行之际,德方突然以“该设备可以用于军工生产”为由中途生变。就在此时,世界光电子专业权威杂志《国际光子》刊登出一篇文章,石破天惊地报道:“太阳能光     

当代美国社会的两极化发展评析

20世纪 90年代以来 ,随着新经济的来临、股市的飙升以及经济全球化的加速推进 ,美国经济蓬勃发展 ,经济总量迅速增加。但与此同时 ,美国国内的贫富鸿沟日益扩大 ,社会分配不公愈益严重。而促进美国经济迅猛发展的诸多因素在不同程度上对美国社会的贫富分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种不和谐的发展必然威胁到美国经济持久良性的发展     

风景区民居旅馆利益相关者问题研究——以重庆市几个风景区民居旅馆为例

本文通过实地走访重庆市民居旅馆集中分布的几个自然风景区,采用问卷调查法、访谈法来实证研究风景区中民居旅馆的各类利益主体的关系现状。发现在现阶段,旅馆经营者、政府相关管理部门、行业协会三者的矛盾最为突出。本文具体分析了这三者之间冲突的表现并解释了导致其关系不和谐的最根本原因就是其立场不同且缺乏有效沟通,最后提出了解决方法和建议。     

继续思想解放 凝聚改革共识

新世纪新阶段,我国面临的机遇前所未有,面临的挑战也前所未有。面对经济体制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只有继续解放思想,才能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把改革开放继续推进向前进。     

中国城市化与社会结构变迁

文章从社会学角度探讨了过去30年以来中国的城市化及其引发的社会结构变迁。文章指出，在过去30年中国的城市化经历了飞速的发展，进入了快速城市化阶段，离基本城市化阶段越来越近，但由于中国独特的城乡制度以及行政管理体制，中国城市化呈现两种模式——主动城市化模式和被动城市化模式，并呈现多种城市化主体，而政府和企业则是中国城市化的主导性主体。这背后最主要的动力机制还是制度和利益，彰显出中国社会结构变迁趋势：在利益机制驱使下，中国社会渐渐地形成了城乡差别不断扩大、城市内部分化明显的利益分配格局；由于缺乏公开、公正、民主的配置机制，各个城市化主体之间的博弈大多屈从于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从而导致各种暴力冲突、相互仇视的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城市社会运行秩序特别是支撑这些秩序的信任机制，显现出相当严重的合法性危机，对未来中国的城市化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为此，文章提出了中国未来城市化的几种可能的路径。     

中国私营企业主阶层与国家关系的变迁

中国私营企业主阶层与国家关系的变化以 1 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和党的十四大为标志。在前一阶段 ,私营企业主与国家形成了互相依赖的共生关系 ,即“官商一体化”模式 ,1 992年以后 ,逐渐转变为“分化”结构。这种分化结构和东欧国家不同 ,呈现了“非冲突性分化”结构 ,并不形成“冲突性”的关系。这种特点是中国式渐进改革的结果 ,并且反映着转型期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化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