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与法律秩序--以制度供给为视角

从经济学的角度,市场经济是一种以市场机制为基础自动实现社会资源配置的一种主要方式,因而其自发性和盲目性所引发的不足必须有另外的社会控制方式予以补充。市场经济要配置的资源,包括"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制度供给必须确保公共物品具有宣传的"公共性"。     

会计信息规则性失真：经济学视阈中的解析

由于知识的局限性和有限的认知理性,会计域秩序与会计规则之间存在偏差而导致会计信息失真。因此,以建立会计域秩序和“完美”会计准则为目标的各利益相关者博弈及子博弈最终均衡条件的实现,是探讨治理会计信息规则性失真的有效途径。     

从个人德行到政治伦理——以贞、孝、忠为中心的考察

笔者从贞、孝、忠的源起、沿革及功能入手,研究三者从个人德行到政治伦理的转变过程,认为它们因具有秩序功能而被皇权纳入政治体系。秩序无疑是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需要的,那么公权力在维护秩序的时候,是否应该受到限制,民众的私生活是否应该独立于公权力之外,则是被政治化的贞、孝、忠留给我们的思考。     

民国时期华北乡村土地秩序的纷乱、调整与重构——以对“民国河北高等法院档案”土地纠纷类案件的分析为中心

民国时期,随着政治实力的消长,各派势力像走马灯似的纷纷粉墨登场,其政策也一直处于频繁的游移与兴废之中。在这种社会大背景下,华北乡村的经济社会发展就处于一种极度不稳定状态,而租佃制实施过程中的一些弊端、农地的细化分割现象、农民离村多年后返村重新确认地产以及频发的自然灾害等因素直接导致了华北乡村土地纠纷的大量出现,这不仅折射了民国时期的土地经济实态,同时亦是华北乡村土地秩序的纷乱之源。在处理华北乡村土地纠纷、维系土地秩序的过程中,契约习惯具有重要作用,其所具有的特殊约束力不仅能使土地秩序自行调整,而且还可避免许多不必要的纷争,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维系了土地秩序的较为稳定的格局。但契约习惯并不是万能的,当其无法维系土地秩序时,要使土地秩序免于纷乱、重新达于稳定,就必须求助于法律、依靠法院来裁决,而且这种裁决常常是强制性的。实践也证明,法院裁判在强制重构土地秩序以及稳定社会秩序方面的确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公共空间视野下上海现代市民叙事的空间化特征

"上海现代市民叙事"是指穆时英、刘呐鸥、叶灵凤、施蛰存等作家创作的、反映20世纪30年代上海市民生活与价值观的现代市民叙事文学."公共空间"则是在这些叙事文本中呈现出来的实实在在的"物质空间".在20世纪30年代市民叙事中公共空间大量出现,文本中的公共空间在推动情节发展、塑造人物性格、影响叙事视野、改变修辞方式上都发挥了很大的叙事功能.它使20世纪30年代现代市民叙事呈现出全新的空间化特征,也标志着现代市民深层价值秩序的逐步形成.公共空间给我们进一步考察都市生活与市民叙事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有效的途径.     

对己无害危难救助义务法律化探析

对己无害危难救助是指无特定义务人在对自己无危险的前提下,对有生命安全危险的人提供救助的行为。对己无害不是完全没有损害,而是相对于被救助人的生命权而言,其救助行为对己无损害或者损害较轻。传统理论认为对己无害危难救助是道德义务而非法律义务。道德是法律的基础,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在公民道德素质日趋下降的今天,见死不救或见危不救靠道德谴责达不到应有的社会效果时,将对己无害危难救助这一道德义务上升为法律义务实属必要。     

南方宗族势力的复兴及其对法治秩序的危害

南方宗族势力具有宗族成员的单纯性;地域上的严密性和封闭性;宗族意识的浓厚性等特征.在社会生活中宗族发挥了以下功能向本族成员提供归属的精神家园,舒缓社会性紧张;互助;权利的保障以及组织公益事业等.与此同时,宗族势力的发展形成了对法治秩序的严重危害.     

明清之际士人对传统政治秩序的理论批判——质疑和救治

政局新动向和人文新因素使明清之际士人质疑和救治了传统政治秩序,其主要成果集中在《明夷待访录》和《天下郡国利病书》。《明夷待访录》通过历史理性探讨皇权专制中君臣的权职失衡,提出了“天下之法”方案和“学校”途径。《天下郡国利病书》采用现实理性探讨君主集权下国家和郡县的权分失调,提出了“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方案和“圣人”途径。这为后来中国的政治变革创造了突破口、注入了新因素和启引了新思路。     

乡村社会治理中的民俗秩序价值探析

有序的民俗活动可使日常的乡村生活处于安全、和谐的状态;向善的民俗规则可以预防社会冲突而使社会处于稳定状态;适当的民俗压力可使危及正常生活的异端行为得以抑制。乡村社会治理中,开掘民俗秩序价值并推动其与治理法律制度的良性互动,和谐稳定的乡村社会秩序才更有保障。     

女性意识：时尚与镜像－－王安忆小说女性形象分析

王安忆几部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探讨了商业社会中的女性处境。揭示了新时期 ,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型 ,一部分女性开始从社会角色向旧有的女性角色逆向转移。大众传媒通过赋予女性形象以虚拟的象征意义塑造了“时尚形象” ,承载了商业社会男性欲望的想像和消费 ,女性在对“时尚”镜像的误认中完成了自我的异化与对象化 ,反过来又受到正统男权象征秩序的排斥。因此 ,要真正消除性别歧视 ,必须对旧有男性中心话语体系进行解构和颠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