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汉语的“是”字主语句

先秦汉语“是”字主语句中有一类较特殊的次类——“NP,是＋P”,其中的指代词“是”在语义上回指其前的名词性成份NP,这是汉语判断句系词“是”产生的重要句法环境。不过,该句式在先秦汉语中并不多见：通过对六部先秦典籍的考察,只有13例“NP,是＋P”可以认为是较典型的用例,而这13例“是”字主语句仍然说明了指代词“是”的回指用法逐渐弱化,由一个可有可无的语用成份,最终发展为系词的历史过程。这一过程是指代词“是”和“NP,是＋P”句式在语义机制和句法机制相互作用下完成的,类似的语言变化现象在汉语史中具有代表性。     

生命周期理论视角下的资源型产业集群机制变迁

在资源型产业集群演化过程中,竞争合作机制及创新机制也相应发生变迁。集群内企业间竞争、合作关系的调整使资源型产业集群的合理性地位得以建立、维持或丧失,而集群网络结构和社会资本的阶段性特征影响了集体学习的方式和结果,使集群的创新水平表现出周期性的变迁,从而使资源型产业集群呈现生命周期演化。     

科学发展观：“天人合一”哲学思想的现代升华

党的十六大后,在党的各种文件中提得最多的就是科学发展观。实际上,科学发展观的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天人合一＂是古人追求和谐社会的最高境界,科学发展观是对＂天人合一＂思想的＂扬弃＂。因此,对科学发展观与＂天人合一＂思想的关系做一个全面、系统的梳理,有利于树立并落实科学发展观,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风险社会理论视角下政府危机管理能力创新的思考

风险社会理论重塑着人类的风险意识与危机应对观念,如果说危机意识有助于我们防患于未然,但风险的潜在性与不可避免性,风险与危机的不可控性与紧急性,让我们在突发的危机到来时,不能不直面风险与危机。我国现行危机管理机制刚刚起步,公共危机的突发性、紧急性与危害性,决定了在危机爆发之后,公共危机管理中应急协调机制的健全是应急处理阶段的关键环节与核心所在。而现行危机管理应急机制的健全既包括应急管理机构设置,也应包含应急机制功能的有效发挥,其中政府“应急协调”专业化能力的增强是有效发挥应急机制功能的重要途径。     

资源型经济的形成:自强机制与个案研究

资源型经济是以矿产资源开发为动力,以能源、矿产等资源部门为主导的经济体系。在资源丰裕区域,由于制造业部门人力资本投资门槛的存在,容易导致对资源部门的投资偏好。一旦资源部门成为主导部门,便会形成资源部门对经济要素特殊的吸纳效应、资源部门的扩张与延伸使产业家族形成粘滞效应、工业化演进过程中的沉淀成本与路径依赖形成对资源功能的锁定效应,产生发展的路径依赖,陷入资源优势陷阱,从而导致资源型经济的自强机制。突破资源优势陷阱的关键在于打破原有的资源自循环机制和路径依赖,引入学习与创新活动,调整资源收益分配机制,实现产业协调和经济转型发展。     

对高校办学特色研究的理性审思

我国高校办学特色的研究经历了萌芽、初探、繁荣和深化四个阶段,研究的主题内容涉及高校办学特色的内涵、特性、结构、影响因素和形成策略等。目前该领域研究存在着研究内容缺乏一定的理论深度、研究方法缺乏整合与创新、理论基础研究有待深入、不同类型层次高校办学特色研究尚需加强等问题。高校办学特色进一步深入研究,必须重视高校办学定位的研究、加强高校办学特色的形成机制研究、注重高校办学特色的跨学科整合性研究、倡导高校办学特色的元研究、突出高校办学特色的实践取向研究。     

中原经济区框架内政府合作机制之拓新——法治的视角

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地方政府之间的固有合作机制日益显示出其局限性。通过法治视角的重新审视,不难发现政府合作机制拓新的必要性。合作形式的立法拓展、合作机制的契约化以及合作争端的司法解决将会最终促成政府合作机制的法治化建构。     

语段理论下汉语存现句的生成机制研究

存现句是一种特殊的句式,具有跨语言的性质,一般认为其下位句型包括存在甸与隐现句。对汉语存现句相关问题的研究也一直是国内外生成语言学者研究关注的热门话题,通过对汉语存现句的研究进行回顾,发现以往对汉语存现句的研究大多是在管约论框架下进行的,研究的主要问题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存现句的生成机制;2．句首处所名词组的语法地位;3．存现动词的性质;4．动词后名词组的赋格问题。其中存现句的生成机制问题是最为根本的问题,生成语言学者对此也是各持己见。本文尝试在语段理论的框架下,对汉语存现句的推导生成做尝试性探究,力图寻求汉语存现句统一的生成机制。     

语用学的会话分析

语用学是当代语言学的热点话题,会话分析是语用学的基本形式。本文简单介绍了会话分析中较长语篇中的一些基本理论:话轮转换、相邻语队、纠编机制。     

从“单独二孩”政策看性别评估机制在公共政策中的缺席与问题

“单独二孩”政策的出台是我国计划生育基本国策调整变化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被寄予“稳定适度低生育水平,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保持合理的劳动力数量和结构,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厚望。但是,育龄女性作为该项新政关联度最高的目标群体,在“单独二孩”政策制定和合法化过程中几乎处于失声状态,政策前评估基本忽略了这部分人群的立场和利益。当下社会现状和性别关系模式下,“单独二孩”政策可能对女性造成加大潜在的生育保障压力、加重养育照料负担、加剧就业困境等负面影响。“单独二孩”政策引发我们思考性别评估机制在公共政策中的缺席和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