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战分途：南宋初年的政治转向——以孝宗朝政策迁移为线索

南宋伊始,宋金和战问题就一直是困扰着南宋政权的时代命题。绍兴十二年缔结的宋金和议,并没有成为维系宋金长久稳定关系的基础。绍兴三十一年,金人单方面撕毁协约南侵,加之随即登基的宋孝宗锐意恢复,宋金战争一度爆发并持续到隆兴元年张浚符离兵溃。在此期间,宋孝宗选人用事并不局限于道义型主战派士大夫,对实务型主和派士大夫及主守派政治元老也多加选用;在此之后,宋孝宗迫于符离兵败的政治压力与金人议和,锐意恢复政策主张转换为内修以图恢复的长远政治谋略。宋孝宗以邪正为标准的多元用人政策,与其对金强硬的政治主张既统一又矛盾,这种复杂的政策取向既切合即时的宋金政治局势,也为南宋制定内修以图恢复的长远国策埋下了伏笔。     

南宋江防体系的构成及职能

南宋立国江南,江防成为事关国家存亡的要务。南宋构建了以江防为根本,川陕荆襄为屏障,淮防为藩篱,海防为辅助的对金防御体系,建立了专门的江防水军和多层次的江防要塞体系。在对金防御和弹压水贼中,南宋的江防体系发挥了有效的作用,但其轻上游,重下游的缺陷导致蒙古从鄂州突破江防,加速了南宋的灭亡。     

现实与观念：南宋社会“民风好讼”现象再认识

长期以来,“民风好讼”都被视为南宋时期突出的社会现象。从历史语境来看,“好讼”一词自宋代开始才被广泛使用,至南宋时期频频见诸文献。从地域范围及人群方面考察,“好讼”并非普遍的社会风习,是士大夫的书写影响了我们对南宋社会诉讼现象的评判。追根溯源,当我们从结构性分析进入文本分析之后发现,来自于现实世界的压力和精神世界的焦虑共同造成了士大夫对时代风习的过度敏感,形诸笔端便成为对当时争讼现象的夸大。应该说,南宋社会的“民风好讼”现象是特定历史时期现实与观念互动的结果。     

南宋中后期“江西诗学”之承变

“江西诗学”在南宋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其中中后期是承变阶段。一群声气相投的“江西后派”成员,诗思和学力上各有偏胜,但都宗承了“江西体”的特质。受“江湖体”与“理学体”之沾溉,“江西后派”的作品具有淡泊舒缓和轻清率直的特点,与此前“江西体”的瘦硬质实明显不同。“江西诗学”在南宋中后期的宗承与变异,对诗歌创作活动有重要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诗坛走向,并为南宋末年“江西诗学”的大总结和文化意义的提升做着铺垫。     

南宋科举、道学与古文之学

时至南宋,科举、道学、古文已然形成各自相对独立的知识话语体系,隐约呈现出一种自成壁垒的态势,却又相互渗透、交织。在此格局中,大量古文选本的出现,明显是受到了科场风气的左右和广泛流行的时文选本的影响。这突出体现在对于“论”体文的重视和采用圈点标抹、附加评语的编辑形式,古文作为专门之学开始成形。迄于宋朝晚期,随着道学运动的渐次展开,道学话语开始在南宋知识体系中占据主流地位,古文话语有明显向道学话语靠拢并与之结合的趋势。而陈耆卿、车若水两代古文家转向道学的例证,则很好地诠释了晚宋道学的巨大冲击力。     

南宋“举将帅”制度试探

与迫于强敌军事压力亟于用将的客观形势相适应,"举将帅"在南宋趋向于制度化,中央侍从、两省、台谏以上的文臣与三衙管军等武臣,地方路、州两级的长官与总领所的总领、都统司的都统制,都有定期和不定期向朝廷举荐"将帅"的权力和义务。文武高官"举将帅"的主要对象,是三衙和江上、四川诸军都统司现任或曾任的统制、统领官。三衙管军等南宋高级武将在制度上还可以"举自代"。"举将帅"是南宋选将的重要途径之一,但要受制于君主和相权。     

科举对南宋诗坛的影响——以诗人“身份自觉”意识为中心的考察

宋代科举的兴盛,造就了庞大的士人群体。随着科举影响的强化,诗文创作和科举时文两种文字写作日趋疏离。在士人群体分化的大背景下,因对不同文字写作道路的自觉选择而产生不同的身份认同意识。"诗人"在"举子"的映衬下,显示出相当的独立性,产生了诗人"身份自觉"意识。诗学批评中"诗人"立场的强调、"诗社"的繁兴、诗集编撰社交功能的增强等文学现象背后,都可以看到这种意识的影子。     

南宋理学教化方法浅析

当代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社会道德水平却没有随着经济增长而呈正相关发展,社会教化问题突出。南宋理学作为儒学发展的鼎盛时期,其教化方法值得我们关注。本文从南宋理学教化实施的社会背景出发,论述了理学家身教、自化、外部强化三种教化方法,并揭示出其教化方法的三方面特征：教化对象主动化、教化范围扩大化、教化内容世俗化,丰富了对南宋理学教化的研究,对当代社会教化方法的探索有一定借鉴意义。     

南宋出版业的经营策略与文化传播——以南宋临安棚北大街睦亲坊陈宅书籍铺为中心

陈宅书籍铺是南宋临安最重要的书坊之一,其刊刻的古籍世称书棚本,对于传播南宋江湖派诗人的作品做出过不可替代的贡献,在我国出版史和文化史上均产生过重要的影响。陈宅书籍铺的主人陈起父子两代均注重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努力采取多种措施促进书坊的经营,对南宋时期的出版业和文化传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陈宅书籍铺的历史,是中国古代文化产业发展的一个典型个案。     

南宋国用司与中央财政

国用司是南宋时期宰执兼领中央财政,以筹措军资的京局.作为在尚书省户部之上设立的理财机构,它是中央财政机构的主要决策部门.通过对其设置背景、机构组织和具体职责的研究,可以窥见当时中央财政运作状况,发现南宋皇权与相权之间的微妙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