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似帅蜀与南宋初年川陕军政

绍兴二年末，南宋中央宣布召回张浚，以王似出掌川陕宣抚司。张浚之所以被召还，除以往研究所强调的地方权力过分集中外，还在于他与朝廷在川陕战区攻守战略问题上存在重大分歧。王似具备丰富的地方大员任职经验，政治上又非张浚“私人”，加之其“镇重宽厚”“能坚守”的特质颇符合宋廷对川陕的收缩防御战略，这些都成为他继掌宣司的重要因素。王似帅蜀后，充分继承张浚遗留下的财政、军队人事格局；至于蜀口三大将的屯驻格局，则明显呈现战略收缩态势。     

论清代中叶浙派诗人群体的叙事策略——以《南宋杂事诗》唱和为核心

浙派诗群发展到清代中期，其所面对的政治和文化生态与清代初年已有很大不同。这一时期，政治高压更为严重，文字狱案盛行，清代几次大的文字狱案几乎都发生在这一时期，士人动辄以文字得祸。面对这样的政治和文化生态，士人创作和治学时“斑斑显言”无疑要冒巨大的风险。但是，以不求仕进且与王朝持“离立”心态的浙派诗人，心中幽绪总得抒发，故国深衷还需排遣，于是他们不约而同地将其创作、治学的关注点投射向两宋尤其是南宋时代，曲折、隐晦地表达其胸臆，形成一种“隔代同声”的叙事策略。在诸多涉宋创作与撰著中，《南宋杂事诗》在这类撰著中具有示范效应和典型意义。     

南宋高宗朝的川陕军粮问题

川陕边境地势险峻，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历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南宋朝廷出于捍蔽四川、固守东南的目的，对川陕防务亦格外关注，于此集重兵把守。关外之地因常遭战火躁践，所产粮米不足供军。为解决关外大军的粮饷供给，宋廷曾作了种种努力，主要是从蜀中水陆转槽。但由于嘉陵江河流湍急，沿途道路崎岖，加之又是逆流而进，欲将蜀中粮米运抵关外是何等之不易。正因为如此，南宋时期关外大军的军食供给一直比较紧张。     

南宋初期诏令与文风的演变

诏令不应该仅仅是研究文学历史语境的史料来源，它与文学的深层纠葛更应该受到重视。在两宋之交的历史语境下，南宋初期与文学相关的诏令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性。文学摆脱了北宋后期的封禁枷锁，开始恢复生气，诗赋取士重新成为国家的基本政策。南宋初期由于皇帝对苏轼的偏爱，全国上下掀起崇苏热潮，促使江西诗派勃兴并成为文坛主流，对南宋文学影响深远。绍兴年间，朝廷实行严厉的言禁制度，尤其是震惊朝野的多起诗文获罪案例，对全国的诗文作者形成了强大的震慑力，这种高压的文艺政策促使献赋颂成为一代文风。     

《武林旧事》与南宋遗民的文化记忆建构

宋元易代之际，元朝通过开展系列礼制活动宣示王朝的正统性和合法性，部分生活在南方的亡宋文人受到元朝政治向心力的感召，相继出仕。周密作为拒不出仕的遗民代表，在都城笔记《武林旧事》中，以文物典章为重心建构对故都临安的文化记忆。以笔记存史，其写作动因源自遗民治史风气和家族治史传统，旨在通过强调南宋文物典章，彰显宋朝的正统归属权，重塑遗民的集体认同感。这种对故都文物典章的建构模式，促成了都城笔记发展为寄寓遗民之思的重要文学样式。从文化记忆的角度重审《武林旧事》,不失为观照故都文学形象塑造方式、抉发都城文学生成机制与发展脉络的重要路径和方法。     

与道进退，淡乃其至：张栻的人生境界与诗歌书写

张栻开创南轩学派，为南宋中兴时期著名学者，也是一位个性突出的作家。他一生与道进退，矢志致君泽民的事业，其诗歌即有深入表现，渗透着以道自任、忧患民瘼的精神情怀。与社会政治中“汲汲然惟恐其道之终不行”内在相通，赋性冲和、钟情自然是其个性品格的另一面，并对其创作产生影响，自然山水在其诗中表现充分。他主张学者不汩利禄，不眩文采，“淡乃其至”成为其人生境界与诗学追求，他往往以冲和的语言、平淡的意象营造出淡雅诗境。明道义而抒性情，以思理慧性见长，是宋代诗学乃至宋学的特色，张栻与道进退、淡乃其至的人生境界与诗歌书写可谓典型，对南宋中兴时期学术发展与多元诗学风貌的建构具有特定意义。     

南宋夔路策应使设置时间考

夔路策应使是南宋军政上一位重要的军事长官。本文从历任夔路策应使的任职及活动入手，考察了南宋夔路策应使的设置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