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战时中央统军体制的形成及其运行机制试探

从中国古代战时中央军制的演变来看,南宋朝廷逐渐形成了较为固定、完善的战时中央统军体制。这一体制以都督(视)府为主导,体现了中央派出军政机构的常态化。一方面,南宋战时中央统军体制是在军事实践中逐渐形成的,从多种形式并存到都督(视)府为主导,历经北宋末年到南宋高、孝之际三十余年的探索。另一方面,南宋处于帝制后期中央强化对战时军政机构控驭的重要转折阶段,与历史发展趋势相合。南宋政权所建立的战时中央统军体制,有利于中央进一步加强对派出军政机构的指挥、调动,但亦需面对如何处理好集权与效率的两难问题。     

为权力书写:南宋文人与佛教寺院——以南宋浙江寺记为中心

寺记作为一种重要的"涉佛文体",在宋代数量较为庞大,值得我们关注。在南宋,佛教的世俗化加深,而寺院与帝国政治关联颇多,这就使佛寺这一原应神圣的场域被世俗政治进一步介入。同时,佛寺的这种政治属性也为多以儒家作为安身立命之本的宋代文人士大夫之寺院书写提供了合法性,因此可以说,很多南宋寺记的产生,都源于政治的考量。随着宋室南渡、定都临安,浙江佛寺因其地缘优势得以迅猛发展,浙江地区的寺记在数量上远超过其他地区,而为权力书写这一现象在南宋浙江寺记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从朝堂到相府：南宋史弥远主政时期的中枢政治运作

南宋史弥远长期专权的实现，既因为宋宁宗理政能力低下，也是其与宋理宗君相合作的结果。为了维持专权，他建立起一套有别于常规的中枢决策机制。即以皇帝为中心的御前决策重要性降低，都堂和相府成为决策的中心。他既充分利用宰相居于行政枢纽的制度便利，又采取人事控制的手段，破坏了宰执合议的程序，取消了监察和封驳程序；以控制臣僚奏对和舍奏用申等方式实现以自身为中心的信息通进，以检正、都司、枢掾的直属化下行有司之事，从而建立起新的政务处理机制。也正是因为权相产生的基础在于君主的权力让渡，一旦基础动摇，权相政治也就走向终结。南宋权相政治时断时续、或长或短的特点，或许可以由此得到解释。     

岳珂思想：儒、道、释融通的内在超越哲学

南宋文学家、史学家岳珂是抗金名将岳飞之孙,一生著述甚富。作为一个在文学、史学、书法艺术上都有相当成就的著名学者,其学术成就与其思想也自然有密切关联。他在青少年时期为其祖父岳飞辩诬的同时,也怀有积极用世的热忱之心,中年时期因为官运亨通而对朝廷尽心尽力,到晚年因遭构陷罢官而有消极避世情绪;这三段人生态度构成其一生思想发展的主要脉络。概括岳珂的一生思想,儒家思想在他的思想体系中无疑占据了统治地位,而佛家的禅悦之风、道家的清静无为和消极避世心态同样也影响了他的生活和创作,这些都使得他的人生、思想和创作具有南宋文人典型的意义。     

论南宋戏文的思想性、艺术成就及其影响

中国戏曲史的研究,自王国维开始即偏重于元杂剧与明清传奇,而忽略了南宋戏文.后来钱南扬扭转了这一偏向,第一次提出“宋元戏文”的概念,才开始对南戏作全面的研究.但接着又产生了偏重于元而忽略宋的新倾向.有感于此,笔者在拙著《南宋戏曲史》的基础上,对此作进一步的研究,从揭露封建礼教下不合理的婚姻制度、抨击科举制度下富易交贵易妻...     

南宋诗人巩丰考论

巩丰一生坎坷,然工于诗,多至三千余首,颇受时论好评。只因《宋史》无传,其诗又大多流失不传,后人对其人其诗知之甚少。就现存巩丰诗而言,多抒写眼前景身边事,清真自然,平淡悠远,亦足可自立于南宋中后期之诗林。     

试论南宋定都临安

绍兴八年（1138年）前,南宋政权在选择都城时,朝中大臣的意见主要集中在临安和建康两个地方。在地理位置上,它们都易于控制富庶的江南。经济及交通等因素不是决定两者谁作为都城的首要条件。建康的优势在进取,临安的优势在防守。南宋政权定都临安,除了实力不济与气候因素之外,更重要的是其深刻的文化审美情趣和审美趋向。     

芡实遍芳塘

诗人姜特立是浙江丽水人,生活在南宋时期。主产于秦岭淮河以南的芡实,应是其常见之物。据历史记载,当时姜特立的诗词深受宋孝宗的赏识,并委以重任。清代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他诗词的评价也颇高,曰其“意境特为超旷,往往自然流露,不事雕琢”。本诗亦是如此,描述又圆又大的绿叶遍布池塘,叶间露出的朵朵莲花满塘芬芳,成熟的芡实被包裹在圆鼓鼓的种皮里,好似锦囊里藏着颗颗明珠。把芡实用荷叶包裹严实,撒上麝香水,用红细绳捆扎,芡实染荷香,郁郁菲菲,让人感到欢喜。     

南宋权臣政治的断裂——论宋孝宗的用相方略

南宋权相辈出,而孝宗朝却是唯一没有权相的朝代,这应源于孝宗独特的用相方略.为防止高宗朝宰相秦桧专权蠹政之弊再度出现,孝宗从相不久任、长期缺相、不次拔相、并相分权、用而存疑、监督宰相等方面采取措施调整用相方略,限制相权,加强皇权,从而成功遏制了权臣政治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士大夫与皇帝共治天下"的政治体制.     

立国本旨的追溯与纪纲法度的再造——南宋浙东学派《春秋》学与政治思想之间的互动

在儒家经典中,《春秋》作为体现文明原理、王道宪章的“制作”,蕴含着儒家的法度意识和为后世立法的精神。南宋浙东学派政治思想家的《春秋》学论述,对他们道法一体、法度本位的经制事功学的建构起了催化作用。以薛季宣、陈傅良、叶适、陈亮等为代表的浙东诸儒,其《春秋》学思想与经制事功学之间呈现出一种政学相维的互动效果。他们将《春秋》中的立法精神落实在对宋代立国本旨的追溯和对纪纲法度的再造之上,倡导在南宋政治秩序重建中守护古典宪章统绪而塑造理想治体结构。由《春秋》学和经制事功学之间的内在关联可见,浙东学者推进了宋代政治思想中有关国本意识、宪章统绪的理论自觉,并且对当代政治传统中的治体模式、纪纲法度进行了反思和再造,从而系统地建构了华夏文明立国所依赖的根本治道精神、宪制规模架构和秩序统合机制。南宋浙东政治思想家的此种努力,既表彰了近世儒家政教传统中隐没的宪章国本传承统绪和道法相维的治理模式,也丰富了中华文明传统中有关圣王宪章、立国根本、治体规模、经制成法的古典政治理论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