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胸怀天下的文化资源、逻辑理路与价值旨归

坚持胸怀天下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世界观和方法论,也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宝贵经验。这一经验的产生以马克思恩格斯世界历史观和为人类求解放的理念为理论基础和思想指引,以天下大同思想为深邃底色和思想资源,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论探索与创新。在逻辑理路层面,中国共产党坚持胸怀天下遵循如下次第：首先是成己律己,办好自己的事情,这是坚持胸怀天下的逻辑前提;其次是求同存异,凝聚人类共识,这是坚持胸怀天下的理念范导;最后是义利并举,增进人类共同利益,这是对坚持胸怀天下的践行与落实。坚持胸怀天下以达至开放包容、天下为公、休戚与共、守望相助的人类理想社会为旨归,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使命自觉和价值追求。     

论历史观的权力性本质

历史观在历史学中的地位始终很特殊。只有在平等的权利的基础上,历史学与历史观之间才能进行自由的思想对话;不应该迷信历史观。历史学的正常存在,需要有各种各样的多元的历史观的自由存在,只有以此为前提,历史学才能从中汲取丰富的思想养料,以此来推动和支持历史学的持续发展。历史学必须对历史观的权力性本质加以明确拒绝,必须对权力化的历史观加以思想解构     

马克思与“历史终结论”

马克思的新历史观建立在物质生产力一生产关系相互作用这一基础之上,历史不外是人类各个世代的依次更迭,每一时代都以一定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发展阶段为基础;人类只能提出符合一定历史阶段的任务和目标,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上层建筑的改变,人们摆脱以往对抗性的社会经济关系,建立起受人们联合调控的非对抗性的社会经济关系.因此,把马克思的新历史观当作一般的“历史哲学”和抽象的“历史目的论”、“历史终结论”是一种误解.     

百余年来中国民族史编法讨论——从罗香林对王桐龄《中国民族史》的评议说起

贯通式的“中国民族史”的编著,孕育于近代中国民族国家构建、中西之学交相激荡的时代,自清末发轫,迄今已有上百年历史。王桐龄著《中国民族史》(1928年)系中国较早冠名“中国民族史”并系统叙述“中国民族史”的通史体、综论性著述。该书出版后,罗香林对其进行了学术评议,提出从“纵的叙述”和“横的叙述”两个面向推进中国民族史研究。梳理20世纪30年代中国民族史研究的学术史可以发现,罗香林有关中国民族史“编法”的建议与后来一些学者对中国民族史的认知和书写不谋而合。以王著《中国民族史》修订版(1934年)为例,该书尽可能在既有研究框架范围内重建各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脉络,表明王桐龄一直在探索适宜的中国民族史“编法”,加强了中国民族史“横的叙述”;吕思勉、宋文炳、林惠祥等著《中国民族史》,则将诸民族史“各为专传”,推进了对各民族历史的“纵的叙述”。时至今日,为阐明“历史时期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以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罗香林提出的“两种面向、三个问题”,尤其是有关加强“横的叙述”之建议,对于新时代中国民族史研究的开展仍具重要启发意义。     

小众艺术助力抚州地区文创产业发展机制研究

<正>在自媒体技术不断更新与发展的环境下,小众艺术的多样化形式逐步拓展到抚州地区的文创产业发展和机制建设中,将会实现小众艺术和地区文化生态层面的融合,最终带动抚州地区文创产业的发展,发挥出自媒体视域下小众艺术对抚州地区文创产业发展机制研究的助力作用。     

历史观相左、审美观相济与日本学的中国立场

中国人的“日本论”“日本观”和“日本研究”,合起来可以统称为“日本学”。中国的日本学与作为研究对象的日本之间的关系,可概括为“历史观的相左与审美观的相济”,这是理解中国日本学的关键。日本古代史最早由中国记载表述,而与后来日本人自己的历史观多有差异;近世以后,中日两国学者对同一历史事件也有不同的记述与判断,到了近现代,日本史领域更有针锋相对的史观冲突。从晚清的黄遵宪到现代的戴季陶、周作人,中国的日本学形成了历史观与审美观的双重视角,或者说“历史的”与“美学的”两个向度,即历史观上坚持中国立场,审美观上则能见出其东方传统审美文化的底蕴,并予以积极的评价与认同。这种相左与相济的矛盾统一,形成了中国“日本学”的内在张力,推动着日本学的发展演进。     

中华民族历史观与“四个共同”研究论纲

中华民族历史观和“四个共同”的论述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丰富和贡献,“四个共同”论述中包含着深刻的中华民族历史观。中国的自然地理环境、统一多民族中国的国家发展、大一统思想及其实践和“华夷共祖”民族思想及其实践四个方面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历史观与“四个共同”的内在逻辑,以“四个共同”为前提追溯中华各民族的动态关系,可以避免对中华民族进行简单“一体”的讨论,从而强调中华民族超越差异性的主体性。     

福柯规训权力语域下劳伦斯的文学历史观

英国文学家劳伦斯和法国哲学家福柯看似毫无交集,实际上福柯的规训权力话语与劳伦斯文学历史观的传达是异曲同工的。福柯的规训权力话语认为现代社会弥漫着秩序和权力,它们管控着人的生活,权力操纵人的肉体。劳伦斯以为人类身体与生俱来的自然冲动和生命节奏被机器破坏,肉体被机械化并成为资本家创造价值的生产力,工业社会中的劳动力据此成为受人管控和规范化体制的一部分。     

作为南方道德想像历史的《喧哗与骚动》

福克纳在《喧哗与骚动》中建构了美国南方的道德想像的历史,以建构的载体为标准,可以将之分为三个层面,即意象、南方神话与历史观,从而可看出基于不同的层面所建构的对于社会历史的解释,也即三种道德想像的历史:昆丁的过去与现在的共存及对现在的压迫;旧南方的辩护型的自我安慰;和福克纳的痛苦中的批判反思。与此同时文本中也将三种自我身份的建构呈现出来,即昆丁的他我、旧南方的美化的想象的自我、和福克纳的批判反思的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