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语法隐喻理论的意识形态视角看中国国家形象构建——以英国《卫报》对G20杭州峰会的新闻报道为例

文章以英国《卫报》中有关2016年G20杭州峰会的23篇新闻报道为语料,建立小型语料库,运用语法隐喻理论,以费尔克劳夫的话语三维模式为分析工具,探究"他塑"中的中国国家形象是如何通过话语被构建的,对英国媒体中有关中国的报道作出较为全面、客观的评析,旨在为中国及时纠正外媒的主观偏见报道、维护良好的国家形象提供建设性的参考意见。     

习近平关于文明交流互鉴重要论述研究

兼善天下、担当作为的中国共产党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创新文明理论,在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文明理论、吸收借鉴中华优秀文化资源、总结中国共产党文明交往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回应国际社会发展提出的现实诉求,深刻阐述文明的本质属性、剖析文明交往应遵循的原则、探寻文明发展动力,批判并超越旧的西方文明观。习近平关于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论述凝聚起世界文明发展的共识,具有深远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析我国人力资源的几个战略投向及必要性

本文提出了从国家经济战略的宏观视角调整人力资源投向的必要性,认为重工业、核心工业,治理污染、优化环境,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三大目标,应该是今后我国人力资源的主要投向。同时,本文也相应提出了人力资源社会主义使用的观点,论述了施行的原则与方法。     

共享数字文明的福祉——习近平关于发展数字经济重要论述研究

数字经济是现代科技革命的重要成果。习近平敏锐地捕捉到现代信息通信技术发展的规律与趋势,超前提出发展数字技术、数字经济和数字政府,把握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习近平强调,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从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和推动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的全局上来谋划数字经济发展,做好顶层设计和体制机制建设,充分掌握发展数字经济的自主权,建设数字中国和智慧社会;注重规范和防范数字经济风险,筑牢数字安全屏障,构建良好的数字生态;积极参与全球数字经济合作与治理,维护和完善多边数字经济治理机制,共建数字文明造福各国人民。习近平关于发展数字经济的重要论述,为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启迪、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     

清末民初合族思想的勃兴与文学中的国家想象

清末民初,合族思想的勃兴与文学中的国家形象建构有着深刻的内在关联,二者在急速变革的历史文化场域之中同频共振、互为依凭。以合族思想为镜,可照见文学中国家形象的隐喻及指归;从文学中的国家形象出发,则可透视合族思想的进阶之旅。双重镜像互见之下,合族思想的曲折演变与国家形象的多维建构,共同构成了颇具意味的复杂纠葛和历史面相,揭橥了清末民初文学中隐现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发展轨迹。     

团结性整合：边疆民族地区对口支援政策的逻辑理路

边疆民族地区对口支援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与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同频共振的重要举措。肇始于1979年全国边防工作会议的边疆民族地区对口支援政策具有深厚的法理基础,其历史演进与国家推动密切相关。在理论层面,边疆民族地区对口支援政策具有国家整合的诉求表达和实践效应,并凝聚着民族团结、社会团结、整体团结的价值理念,是一种“团结性整合”的国家政策。在实践层面,边疆民族地区对口支援政策的实施呈现出以党和政府为核心行动者的“一核多元”主体构造特征,并通过政府间整合、行政吸纳社会、政党统合全局的运行机制形成国家整合能力,进而实现政策期望。“团结性整合”的逻辑阐释可为边疆民族地区对口支援的理论拓补与政策完善提供一个新视角。     

资本逻辑视域下自然力对生态文明新样态的建构

在资本逻辑视域下考察自然力问题,既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重要维度,又是当下在建构生态文明新样态中应当优先考虑的理论话题。资本逻辑对自然力产生了“文明面”和“罪恶面”的双重效应,其内在本质是马克思所说的作为“资本的生产力”在起作用。从社会形态更替的历史大视野出发,自然力摆脱资本奴役的方式与建构生态文明新样态的理论构想是一致的,即利用资本逻辑的“文明面”,将对“资本的生产力”的批判性继承、交往关系的改变和社会制度变革作为主要突破口。当前,中国生态文明建设通过“推动自然资本大量增殖”“共建生态良好的地球美好家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等举措,走出了一条破解资本与自然力关系难题的生态文明新道路,展现了建构生态文明新样态的制度示范效应。     

习近平关于国家治理现代化重要论述的鲜明特征

习近平关于国家治理现代化重要论述内涵丰富、意蕴深远,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继承发展,是对中国共产党国家治理理论的丰富完善,是对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创新探索。深入学习习近平关于国家治理现代化重要论述,需要关注其四个方面的特征：思维方法上的辩证性、理论品格上的实践性、价值取向上的人民性和系统基础上的法治性。要准确把握这一论述的鲜明特征,并在此基础上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认识,加强中国政治制度和施政能力建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