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明清传奇的显在叙述特性和叙事策略

明清传奇在中国戏曲发展史上已是成熟的戏剧形态。它在保持中国古典戏曲特有的戏剧性的同时，又增强了戏曲的叙事性因素。明清传奇叙事主体的强化，叙述时空的拓展，叙事结构的程式化以及构成戏剧结构的种种叙述手段，把中国戏曲发展史上最具文人化特色的戏剧的显在叙述特性，发挥得淋漓尽致，充分了体现了明清传奇作家对戏剧叙事策略的自觉把握和对叙事技巧的追求     

论莫泊桑短篇小说中的“人物——叙述者”

本文认为莫泊桑短篇小说的叙述方式主要表现为：在楔入观察的影响下，形成以“人物——叙述者”为中心的多层次多变化的独特方式。这一方式又变化为四种形式：（１）“人物——叙述者——他”讲述自己的故事，叙述者不是焦点人物，主角另有其人；（２）“人物——叙述者—他”讲述自己的故事，叙述者是焦点人物，是小说的主角；（３）“人物——叙述者——我”叙述“我”所经历或耳闻目睹的事件，“我”不是焦点人物，主角另有其人；（４）“人物——叙述者——我”讲述自己的故事，我是事件的参预者，叙述者，暗含的作者，还是焦点人物，小说中的主人公。     

西方小说真实的现代跨越

西方小说经历了从理性真实到非理性真实的变迁，并从这两个层面同时对现代小说真实进行了创造和解释，这种小说真实的双面形象表明小说的本质在于一种不断发展的文化过程，而不在于一种固定的观念和形态。非理性小说真实的产生，打破了理性所代表的唯一和最高的真实，才给文学真实现带来了彻底的变化，它的基本标志不仅是非理性现实进入文学，更重要的在于它的特定叙述形式下的真实。     

以革命正义为意义元点的历史叙事——"十七年"红色文艺作品叙事逻辑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的红色文艺作品不仅仅是因叙述革命历史而具有了自身的特质,它更为重要的功能在于以革命为意义元点而对历史生活进行文本化的组织与叙述.革命在红色文艺作品的叙事中不仅组织着叙述对象的个体人生意义,同时也组织着有关历史的宏大叙事.     

论当代历史小说的色语叙述

在近年来的历史小说创作中,色语叙述甚为发达,在一定意义上构建了历史小说书写的一种模式,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一种文化征候。小说中的色情已是一种权力、资本、武器的象征。历史小说中横陈的肢体所带来的泛滥感性以及芜杂欲望所具有的苍白虚飘,无不昭示了其艺术思想和文化价值的陈旧、单薄与贫乏。     

《呼啸山庄》叙事结构的双重性

艾米丽·勃朗特的<呼啸山庄>历来以其独特的叙事方法著称.本文从小说的叙述框架和时间安排两个角度入手,分析了两位叙述者和两种叙述顺序对构建双重叙事框架,推动叙述进程的作用,同时进一步说明这种框架式叙事结构如何构成小说主题的二元对立,从而进一步丰富了作品的内涵.     

论美国后现代元小说叙事手段及操作策略

作为美国后现代主义的主要文类——“元小说”，是作家以小说的形式对小说艺术进行自我反思的结果。它通常以作者“侵入式叙述”、“戏仿”、“碎片拼贴”等手段及策略来颠覆小说艺术原有的模式和规范，进而消解这些模式和规范背后的意识形态权威，重构了后现代主义世界观。     

新闻报道的叙事视角分析

叙事作品中叙事视角的选择决定了情节的组织、意蕴的传达和结构的安排.将叙述学的方法应用于新闻文本中,对不同叙事视角的文体功能进行分析, 阐释它们各自的特点以及由此带来的阅读效果, 从而有助于新闻从业人员挑选最有效的视角,优化新闻的传播效果.     

《金瓶梅》与《红楼梦》的死亡叙述之比较

死亡叙述,是<金瓶梅>与<红楼梦>文本叙述中的主体内容之一.由于两部作品在死亡场景描写、死亡意象设置,以及死亡的叙述功能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因此,在对死亡的叙述中,<金瓶梅>传达出的是"善恶有报"的道德劝戒,而<红楼梦>在体现对封建文化的批判倾向的同时,也把我们引向了对生存的悲剧性的体验.     

《聊斋志异》果报故事读解

<聊斋志异>中的果报故事不能简单地以宣扬封建迷信视之,它是作者的有意为之,包含着劝善惩恶的积极内涵,由最初的自神其教转变成为作者弘扬和阐释儒家伦理道德观念的形象化文本.同时,因果报应不仅成为故事所要叙述的主要内容,而且成为小说的一种情节结构模式,在小说叙事方面起到了结构作品、推动情节发展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