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解释学循环”看解释学真理观的“古今之争”

"解释学循环"有古今两种不同的解释,古典解释学认为解释学循环是可以消解的,人们可以达到对作者作品原意的全面理解;当代解释学认为解释循环是不可以消解的,每个人对同一文本有不同的理解,文本的意义只有在解释者的自我理解中方可实现。"解释学循环"的"古今之争"体现了古今两种不同的真理观。     

关于婚恋观的思考

婚恋观是人们对恋爱和婚姻基础问题的看法,婚恋观与其恋爱、婚姻行为密切相关,并直接影响社会发展稳定。当前．各种新观念、新思潮层出不穷,年轻一代婚恋观正在发生着温和而又深刻的嬗变。本文将古代婚恋观与现代婚恋观进行对比,研究青年婚恋价值取向的变化,引导青年端正婚恋动机,接受系统的婚恋教育,树立正确的性观念。     

《故事新编》与中国新历史小说

《故事新编》以愤世嫉俗的强烈讽喻性构成自己的美学力量。理想精神的解体、消亡与“小东西”们的鱼活伶俐 ,在作品中始终是相反相成的统一体 ,这是鲁迅关于中国古今社会史的独特发现和中心表达。其跨越时空、古今指涉的艺术意蕴 ,主要依赖于“杂文”意识的渗透 ,小说的作意和文体 ,在整体上都富于杂文意识。中国“五四”后的新历史小说在其发展进程中 ,从三四十年代的创作到“新历史主义”小说 ,与《故事新编》都有割舍不断的承传关系。它们也每每生发出可供借鉴的正反两方面的艺术经验     

孔子历史观新论

历史观是孔子思想体系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对夏商周三代文明充分反思和继承的基础上,孔子认识到周礼的价值和意义,创造性地提出"仁"的道德范畴,以加强个体的内在道德修养,从而使周礼的精神得以维持和延续。孔子认为历史的本质在于人伦道德精神,从而建立了道德史观。孔子对历史的本原、历史的主体、历史的变易,以及变易的趋势、规律、动力等,也有独到见解,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历史观。     

汉语称赞语应答行为的古今变异及文化内涵

称赞语的应答行为是语言交际中十分重要的一个内容,从古至今,称赞语应答在应答方式、应答原则、应答灵活性上发生着明显的变化。这些变化背后体现的是对于"礼"的重新认识、西方言语平等观的渗入及中西文化交融下的可选择性。     

再思中国哲学

中国哲学既包含哲学之为哲学的普遍性品格,也具有自身的独特形态。与之相联系,在如何对待中国哲学的问题上,涉及两个方面:其一为认同,其二是承认。认同意味着肯定中国哲学所内含的哲学之为哲学的一般品格,承认则以揭示中国哲学的独特品格为关注之点。中国哲学的衍化过程,同时涉及"思"与"史"的互动,而当我们把中国哲学不仅理解为既成之"史",而且也界定为处于生成过程的开放之"思"时,理论的建构和发展便是其题中应有之义。以上两个方面的统一,既使中国哲学的研究成为"有哲学"的历史,也使中国哲学的研究成为"有历史"的哲学。中国哲学在近代以来的衍化过程中,同时又面临"中西"之辩,"中西"的背后,实质上则是"古今"问题。中国哲学的研究,需要超越"以西释中"或"以中释中"这一类"中西之辨"而走向"世界哲学"的视域。在中西会通、古今交融的过程中,中国哲学的发展将同时融入世界哲学之中,并呈现世界性的意义。     

欧阳竟无与“唯识古、今学”——20世纪汉语唯识学史探微

在20世纪唯识学史上,"唯识古、今学"之说首先是由欧阳竟无提出来的,但其论述始终局限于汉语佛学文献,且对唯识古学和今学的辨析依附于其"法相、唯识分宗"的论断。欧阳竟无的弟子吕澂对"唯识古、今学"的观念做了系统的文献学分析和教理分析,将"唯识古、今学"建立为一种全新的学术论断。吊诡的是,欧阳竟无的"唯识古、今学"本是以玄奘译籍为基础提出的,其论析处处贬斥真谛译籍及其学说,吕澂的"唯识古今学"却批判地分析了玄奘译籍及其学说。从这个意义上说,吕是欧阳竟无佛学的批判的继承者。     

黑格尔与辩证法问题上的“古今之争”——基于伽达默尔《黑格尔的辩证法》展开的学术钩沉

黑格尔将辩证法问题上的“古今之争”处理成“古今之辨”,通过差异比较、沟通对话,融汇古今辩证思维于一体,形成包含肯定和否定两个维度的概念辩证法。概念辩证法统合认识中运动着的绝对精神以及绝对精神对自身的反思,揭示人的主观思维形式的逻辑进展与绝对精神自身的辩证进展之间的同一性,并基于概念间的内在关系形成了一个完备的思辨逻辑体系。辩证法执定思辨的逻辑而遗忘了语言,概念间的理性推演取代了语言对事物的言说。伽达默尔则认为,事物在语言中存在,以话语方式呈现。辩证法就是在问与答的对话中说出事物自身的话语方式。伽达默尔重新确立了语言在辩证法中的核心地位,为对话辩证法赢得了尊严。     

克朗茨的“笛卡尔美学论”及其命运

埃米尔·克朗茨的《论笛卡尔美学》(Essai sur l'esthétique de Descartes,1882)将古典主义美学命名为笛卡尔美学,将布瓦洛确认为笛卡尔在诗学上的代言人,这与当时学界既有的一些共识有所冲突,这是招致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争议的原因之所在。在克朗茨事件之后,美学史的写法有所变化。具体说来,后-克朗茨时代的美学史写作出现了两种情况:一是,克朗茨著作的主要观点在某种意义上形成一种传统,不少著作或明或暗地接受了它的研究框架和主要论题;二是,在经历了重重洗练和反思之后,笛卡尔美学问题的微妙与复杂性被认识得更加充分,被处理得更加慎重。表面看来,克朗茨事件在今天的中文世界湮没无闻。然而,朱光潜先生《西方美学史》所奠定的写作框架,一直影响着我们的美学史著作,而它显然处在克朗茨传统之中。这意味着,我们可能一直无意识地走在克朗茨开辟的道路上。从这个意义上讲,回顾那段充满争议的学术史事件,展现克朗茨那部消而不亡之作的主要观点和论证过程,勾勒它的思想背景和后续命运,或许可以为今天的美学史写作提供某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