歙县会馆物语

我们这里所说的“歙县会馆”,是指明、清时期建在北京的歙县会馆,而同时期歙县也在武汉、扬州等好多地方都建有会馆,则男当别论;我们之所以要在诸多会馆中,特别对“歙县会馆”加以专论,不仅是因为歙县是古徽州的第～大县、是古徽州府衙的所在地,而且更因为“歙县会馆”最具徽州会馆文化特色、已经成为中国会馆文化研究界公认的“标本性载体”。     

汉字中的古代中原气象信息

形声字"豫"从"象"得义,说明豫地有象;"个"本为名词,指竹竿,后语法化为一般量词,说明中原地区曾盛产竹子;"贝"族字多于钱财相关,反映了贝曾是古代的实物货币,贝的大量而广泛使用说明此地曾产贝类."象"、"竹"与"贝"均为亚热带或水族物产,现在在中原地区已消失或很少见,说明古中原气候跟现在比可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成语"望梅止渴"也能说明类似问题.考古学及地理学的成果也支持这一结论.     

藏文文献中“■”(苯)与“■”(辛)二词考辨

苯教研究是现代藏学研究的热点之一,古藏文文献中出现的"■"(苯)一词成为苯教学者论证苯教渊源及其早期历史的基本证据之一。但是古藏文中"苯"与苯教典籍中"苯"的含义却相去甚远,与现代藏语中的"苯"也不是一回事。与之相类似,"■"(辛)也是藏文典籍中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词汇,且与"苯"关系密切。作为西藏早期历史研究之一,笔者梳理和对比敦煌藏文文献与苯教典籍中的"■"和"■"的不同含义,通过其词汇意义的历史变迁,结合苯教典籍、教义教理和僧伽组织及寺院的形成时间,结果证明:吐蕃时期的"苯"还只是西藏本土的巫术仪式之一,并非苯教;作为一种系统化的宗教,苯教应是在吐蕃王朝结束之后才正式形成。苯教虽然以西藏本地的原始信仰为基础,且名称也源于古代,但是苯教的"苯"不等于古藏文文献中的"苯"。     

若干典型古藏文语词 疏译之三

本文是解读过去发表的吐蕃文献中之古词语内涵,这些典型语词,《藏汉大辞典》中未被收入,或者,即使辞典收入此语词,也不是吐蕃文献中之古词,二者只是同形字而已,如■■,《藏汉大辞典》中为"主义",但在吐蕃文献中作"为首者"解。本文所述之某些古词之汉意,有的在上个世纪80年代发表的古文献中已有定论,只因《吐蕃古藏文辞典》迟迟未能问世,致使研究者没能利用前人成果,造成二次误译,故不揣浅陋,将典型古词语梳理一遍,供同行参考。     

徽州中秋习俗

徽州人的中秋节,虽然已渐渐淡出入们的脑海,但这些微州文化的记忆却更加显现了它的珍贵。徽州人的中秋节,满盛着秋的丰收,洋溢着秋的欢乐。在古徽州,中秋之日,和中华民族大多数地域一样,也都要饮酒赏月,全家团聚吃团圆饭,庆贺天上月圆,人间团圆。然而徽州各县也还有一些自身特色的庆中秋习俗。歙县农历中秋,差不多家家要做甜酒酿,     

《古史辨》与"古史辨派"辨析

顾颉刚将古史讨论的文章和信函汇集成册出版,并命名其书为<古吏辨>."辨"与"辩"在当时通用为"辨",<古史辨>之"辨"的意图在于辨别古史真伪,并非是一本简单的辩论文集,其实际涵义即为"辨"."古史辨派"自身的"学派"特征并不十分明显,顾颉刚也从来没有将怀疑作为他疑古学说和疑古辨伪研究的终极目标.设若仅以"怀疑"为特征看待"古史辨派"学人.则这样的"古史辨派"者几乎找不出来."古史辨派"作为一个学术思潮确然存在.但是"古史辨派"在现代学术史上更多的是一种学术现象.如果以通常意义上的"学派"概念冠之,可能并不准确和全面.     

殷商甲骨刻辞(口丄)及从(口丄)诸字考释

本文从货币文字(口丄 )、(口丄 )、(口丨)的音读入手,通过对甲骨文辞例的检讨,并结合古器物形制,释得前揭三字与(丅口)、(口丄口)字均为钲的象形字;并进而考得(口丄口)所记录的国族名就是后世所谓的狄族;(口丄 )、(口丄 )、(口丨)、为"呈"的古字;释得(否殳)当隶作(钅刂殳),读为"政",训为控制;(丨口)为<说文>"抍"字或体;(乂口丨)字像人双手持一"钲"形农具芟草状,确为"芟"字异体,只是该字所从的(口丨乂)不能视作"殳"字.     

试论古汉字的性质及其文化蕴藉

本文从文字形成的标志、文字发展的趋向、中西初文的对比三方面论述了古汉字的性质.在此基础上,讨论了表意文字和拼音文字的优劣问题,摒弃了传统的汉字落后论观点,并从文化蕴藉的角度初步探讨了汉字的文化内涵.     

古罗马史诗“经典化”之路

古罗马文学起源于对古希腊经典的翻译与改写,但两者的关系并非如此简单.本文选取史诗这一体裁,从诗格、神名以及“糅合法”三个方面对古罗马文学“经典化”之路进行描述,剖析系统与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影响,阐述其“经典化”之由.研究表明,在古罗马文学逐渐成为“经典”的道路上,翻译子系统与文学母系统、古罗马文学系统与古希腊文学系统以及文学系统与文化系统之间的互动与相互影响,共同推进了它的发展与演进.     

康熙二十六年至三十二年的卫所裁并

卫所制度建立于明初,明中后期开始"民化"。入清以后,清政府逐步对其进行改制和裁并。继顺治之后,康熙一朝继续对其进行大力裁并。作为康熙年间卫所裁并的第二个阶段,康熙二十六年至三十二年,共裁并卫所七十八个,主要集中于康熙二十六年与二十七年。二十六年京师与云南省卫所全裁,且贵州省的七个卫被改置为县;三十二年直隶省的六个卫也被改置为县。康熙三十二年之后,由于康熙帝怜惜百姓而再无卫所被裁并。经过康熙一朝的大力裁并,再加上之前顺治一朝的裁并,卫所裁并的数量已经占去整个清朝卫所数量的一大半,这为之后的卫所裁并,尤其是大规模的改卫所为府厅州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