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皖古俗在甘肃洮河流域的遗存

明初,大量苏、皖籍军户和移民定居甘肃洮河流域的洮州(今临潭县)、岷州(今岷县)等地而未归,其南方古俗,也被他们的后裔世代传承,至今仍有遗存.本文从移民简史、当地民歌、服饰和民间信仰诸方面,对这一文化现象进行了饶有兴味的论述,展示了当地移民民俗圈的部分特点,为有关学科提供了生动的资料和有价值的研究线索.     

从河西走廊古地名看古代河西历史

从历史地理学和语言学的角度考察河西走廊的历史 ,可以发现 ,这里的许多地名发源于匈奴语 ,如祁连山、焉支山、休屠湖、腾格里、山丹、姑藏等 ;有些则与汉族对河西走廊的开拓相关 ,如酒泉、张掖、武威、敦煌 ,渔泽障、昆仑障、玉门石障、偃泉障、遮虏障、西渠、东渠、黄渠等。这些沿用的古地名不但是各民族历史融合的语言“化石” ,同时也说明 ,强大发达的民族 ,其包括语言在内的文化和风俗 ,具有辐射性、包容性和稳定性     

顾颉刚史学与历史符号学——兼论中国古史学的理论发展问题

在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最为卓越的古代史研究中,顾颉刚先生的“典籍科学考据学”成就尤为突出。顾先生在史学研究中始终一贯地坚持一种彻底的理性主义态度,而他的史学实践的方式和目标,更奠定了此后中国古史学与世界主流历史理论进行深入沟通的基础,并与今日体现在历史符号学领域内的诸多要求颇多契合。历史符号学的主要目的是对原始文本进行意义和功能的分解与组合,其重要分支之一正是史学材料学的分析研究,顾颉刚先生毕生的事业可以说都属于这一方向。在此基础上,中国古史学还将进一步积极参与到世界历史理论的重建事业当中去。     

中日两国历史学疑古思潮的比较

中日两国在史学发展的历程中,都出现过强劲的疑古思潮。中国自古史学遗产丰厚,疑古思想的发展也源远流长,至清代乾嘉时期,有崔述撰著《考信录》,学术成就粲然,对近代日本和中国的疑古学者都产生很大影响。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引进德国兰克的客观主义史学理念,结合中国传入的考据学方法,形成一股近代化的疑古思潮,发展至20世纪20～30年代,形成津田左右吉的"日本神代史抹杀论",中国在同一时期则出现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引发一场学术论辩。由于中日两国具体国情、文化背景和国际政治形势的转变,日本的疑古思潮取得最终胜利,而中国的疑古思潮则被排斥、抑制而失败。分析这种截然不同的后果,可以得出必须清算"二重证据法"给历史学界造成的不良影响、必须确立历史学以求真、求是为第一准则等学术启示。     

随枣走廊两周时期文化变迁和社会结构——以该地区出土青铜礼器为根据

随枣走廊是两周时期南北文化交流之重要地区。该地区出土的两周青铜礼器涵盖西周早期到战国,且数量丰富、类型多样,能够全面表现出当地的文化变迁和社会结构。具体来看,两周青铜礼器组合和型式的演变表明,该地两周时期文化发展的阶段性转变十分显著,总体经历了由中原文化到楚文化、再到秦文化的基本发展过程;青铜礼器组合的差异,则反映出该地区贵族社会的组织结构,表明当时该地存在诸侯、大夫、士等社会阶层。     

古朝鲜文化探源

古朝鲜文化有三个来源：一是中华古老的汤谷扶桑十日神话,汤谷指朝鲜半岛东南端观日出测日景之地,也是朝鲜一词产生的人文基础。二是颛顼高阳族团文化,颛顼萨满文化、卵生神话与人工改变颅形习俗影响古朝鲜文化。三是殷商文化,殷商先起于东北并影响东北与朝鲜半岛,古辰国是商族海外属地,箕子所以“ 走之朝鲜”正与之有关。     

《古史辨》与"古史辨派"辨析

顾颉刚将古史讨论的文章和信函汇集成册出版,并命名其书为<古吏辨>."辨"与"辩"在当时通用为"辨",<古史辨>之"辨"的意图在于辨别古史真伪,并非是一本简单的辩论文集,其实际涵义即为"辨"."古史辨派"自身的"学派"特征并不十分明显,顾颉刚也从来没有将怀疑作为他疑古学说和疑古辨伪研究的终极目标.设若仅以"怀疑"为特征看待"古史辨派"学人.则这样的"古史辨派"者几乎找不出来."古史辨派"作为一个学术思潮确然存在.但是"古史辨派"在现代学术史上更多的是一种学术现象.如果以通常意义上的"学派"概念冠之,可能并不准确和全面.     

对近十年出土文献与文学史研究的思考

过去的10年,在我国文化史、文物考古史上,堪称收获极为丰硕的10年,它延续了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的古代文献大量出土的势头,带给人们一次又一次的惊喜.     

北京胡同里一位抗战老人的诗书人生

北京的琉璃厂是全国有名的古文化街,在古街路东著名的＂史善朋琴社＂后面的前孙园胡同里曾居住过一名经历过抗战的老人,他叫李芳。我第一次见老人,觉得挺可怕,两只眼睛有一只已深陷下去,后来才知道已失明了,有时戴着一个独眼罩,脸上还有一大道深深的伤疤,斜贯整个面部。     

有力之强:论欧阳修集古的物质基础

以集古为代表的收藏活动是北宋文人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内容。欧阳修开一代收藏风气之先,其物质生活是其收藏活动的坚实基础。欧阳修少孤家境贫寒,收集碑碣源于幼年纸笔匮乏的心理缺失,而他庆历五年开始大规模集古则直接源于他此年俸禄收入的首次倍增,且长期执政的丰厚收入支撑了漫长的集古活动;同时,宦游各地的经历和文坛宗主的影响力也是集古的重要人力基础;此外,欧阳修讳言“有力”的行为呈现出他集古背后的焦虑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