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藏民族史诗《格萨尔王传》的“崇高”之美

古罗马杰出的修辞学家和哲学家朗吉弩斯认为,作为文学作品,崇高的意旨应是第一位的,隽永、伟大、不朽的文学作品产生于“崇高”的意旨与最佳的语言及文体形式的完美融合。应该说,我国西部藏民族史诗《格萨尔王传》就非常鲜明地表现出朗吉弩斯所标举的崇高审美域,其英雄人物形象的塑造、戏剧冲突的设置及战争场面的描绘等都突显了崇高审美域所具有的“不可抵抗的征服力”,给予受者以“狂喜惊异”和“高兴、娱悦”的审美感受。     

文化背景语域下史诗人物的思维模式及命运解析——以《格萨尔》与《罗摩衍那》为例

史诗人物的思维模式和命运与那个时代的文化背景息息相关,依照康德的先验综合判断理论和先验图式论,人在进行思维活动前,并不是白板一块,而是预先就有某种范畴、概念等图式,并且利用这种图式进行思维活动。文化背景不但是史诗人物思想观念的源泉,而且使史诗作者们也受这种图式的影响,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史诗人物的命运。     

波斯语史诗中的跨文化交流叙事及其成因——以11至12世纪的四部经典作品为中心

书面定型于11至12世纪的多部波斯语史诗,如《列王纪》《戈尔沙斯帕传》《库什王纪》《亚历山大王纪》等,有一个共同的显著特征——多载跨文化交流内容,涉及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古希腊—罗马、古代操突厥语诸族群、古代中国、古代印度和阿拉伯—伊斯兰等多个古代文明。古代伊朗地处东西方交通要冲,经历过多次异族进入而诱发的文化整合。11至12世纪,在伊朗人重述本民族历史与传说的浪潮中,诸般跨地域、跨族群交往的史事和诸多外来文化元素集中投射在波斯语史诗的叙事中。通过对古代伊朗口头、书面传统和“大地七境域说”地理观念的继承,以及对波斯—阿拉伯语史地著作提供的新知识的吸纳,波斯语史诗传统展现出真正的世界性视野,其本身也堪称古代各族群间文化交融与文明互鉴的范例。     

历史记忆与文化认同——《格萨尔》史诗的文化功能

史诗往往以真实的历史事件为基础,包含并传递悠远的历史和文化信息,具有一定的历史真实性。《格萨尔》是藏族人民对自身久远历史的整体记忆和文化传统的深层积淀,同时,《格萨尔》作为藏民族民间文化的最高成就,在强化族群记忆、维护族群文化认同方面具有独特功能。本文从历史记忆和文化认同两个方面论析了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的文化功能。     

诗与史思想意境的交融——王安石读史诗浅议

关于王安石的咏史诗,已有一些研究论文发表,但王安石的读史之诗,尚少有研究.其读史之诗,是通过阅读史书抒发自己对于重要史事或历史人物的见解,既彰显了诗的意境,也反映了史的思想,是诗与史思想意境交融的结晶.这有力地证明了史学对政治家、文学家思想的影响,也为史学史研究开拓了新的路径.     

蒙古史诗的灾难意识与“刚”性之美——以汉译版本史诗为中心

蒙古史诗中对灾难的表达采取了曲折、隐晦的方式。这种方式将蒙古族人民的灾难意识置于幕后,表现了一种面对灾难的独特心灵应对方式,即以对英雄及其活动的赞美、将自然灾难看做天意等方式来掩饰其悲剧性表达。这种独特的灾难意识背后有深厚的美学积淀,其缘由在于蒙古族人民审美观念中独特的刚性之美。     

塞夫、麦丽丝的“马背动作史诗片”

美国著名类型电影研究学者汤姆斯.雪兹说,只有极少数的电影故事因其独特的社会和美学特质,才能被改良为公式。所以类型不是凭空产生的,它的产生和持久存在有着内在的文化原因。类型通过对成功模式的重复可以降低市场风险、强化所表述的特定文化含义,但类型的形成往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     

布卢姆与阿Q:狂欢世界的英雄

本文运用巴赫金的狂欢节理论,从文化学角度分析乔依斯和鲁迅笔下的两个人物:阿Q与布卢姆,指出他们形象的怪诞源自于对狂欢文化的继承.本文从四个方面具体分析了这两个人物身上的狂欢化特点:艺术主题,人物形象,文体和修辞.两作者继承了拉伯雷的写作方法,选取反英雄的小人物,也发展了小说这种创作形式,把日常生活写得如同历史和史诗.     

杨炼新时期诗歌略论

作为朦胧诗人群体中健壮的思想贵族,杨炼诗歌以丰盈的内容、充沛的气势表现出一种朝气蓬勃的气象。     

《伊利亚特》中的史诗明喻及其影响

<伊利亚特>中大量的史诗明喻是构成这部史诗雄伟壮丽风格的一个重要方面.荷马史诗明喻的喻体都取自自然物象和与古希腊人生活密切相关的活动和事务,显得原始古朴、苍劲雄奇,生活气息浓烈,极富人情味,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由于这些特点及其较强的叙事功能,史诗明喻遂成为一种优美的语用传统,这种传统在以后的史诗中能明显地感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