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史诗到反史诗——从《李自成》的没落说起

从《李自成》到《白鹿原》,史诗性创作经历了从以政治为主体的国家民族话语建构到以文化为主体的传统话语建构过程.当下,全球文化、商品经济多重力量冲击下的传统文化已经逐渐处于消解状态,这使得史诗性创作空有宏大的叙事规模却无法建构起属于这一时代的文化主体,从而呈现出"反史诗"的写作状态.这种"反史诗"的状态要持续多久?之后的史诗性创作将以何种面貌出现?     

看《唐山大地震》里的心理创伤

看《唐山大地震》，是在5·12汶川地震的重灾区绵竹。昔日的重灾区，早已不是大家记忆中的断壁残垣。坐在装修一新、豪华的绵竹电影院大厅里，我怀着一种期待又庄重的心情观看这部被称为“中国人的心灵史诗”的电影作品。     

文化背景语域下史诗人物的思维模式及命运解析——以《格萨尔》与《罗摩衍那》为例

史诗人物的思维模式和命运与那个时代的文化背景息息相关,依照康德的"先验综合判断理论"和"先验图式论",人在进行思维活动前,并不是"白板"一块,而是预先就有某种范畴、概念等图式,并且利用这种图式进行思维活动。文化背景不但是史诗人物思想观念的源泉,而且使史诗作者们也受这种"图式"的影响,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史诗人物的命运。     

在“神秘大门”的启合之间——论杨梓《西夏史诗》的艺术性

诗人杨梓的力作《西夏史诗》，以追忆一段历史为基调，为读者呈现了一曲动人的赞歌。在遍览作品的基础上，我们以为，作者至少以“一部生动而丰富的历史”、“地域的视野及其文化意象”、“叙述中的激情和礼赞”、“多样化的表现形式”等四个方面展现作品的艺术性。而对上述内容的阐释，则构成了《西夏史诗》的一种解读。     

花儿歌手的传承现状研究——以二郎山花儿歌手为例

花儿这种民间歌曲之所以能一代又一代地传承、沿袭不断,靠的就是那些勤劳、质朴而又默默无闻地生活在民间的歌唱者——花儿歌手。在文化转型期中花儿歌手及其传承也陷入了窘境。文章基于音乐人类学的视角对花儿歌手的生存环境、花儿歌手的传承方式等方面的现状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一些对策。     

蒙古史诗文本多重意义结构的形成

文章探讨了蒙古史诗的诗句、母题、人物名称、神话因素如何在程式化创编和传播机制中形成为史诗多重意义结构的不同层面,认为诗句、母题、人名、神话都有自身的表面意义和深层意义,由它们的种种关系、不同组合和意义交叉所形成的史诗文本的意义是多层而多变的.     

《三国演义》的史诗品格

本文旨在阐明古典名著《三国演义》的史诗性的品格及其形成原因。文章首先论述《三国演义》的一般史诗特征，然后从《三国演义》一书所展示的波澜壮阔的战争场景以及众多智勇超绝的历史英雄等方面，阐述《三国演义》史诗性的品格的生成特点。     

由先秦至唐代：汉语叙事诗之成熟

中国汉语诗坛没有出现严格意义上的经典性“史诗” ,但是诞生了“诗史”。从《诗经》到两汉乐府 ,到中晚唐诗篇 ,中国古代叙事诗发展留下了深深的足迹 ,显现了夺目的光彩。唐代叙事诗 ,是中国汉语叙事诗成熟的标志 ;对它做重点研究 ,可以更好地认识中国诗界“抒情”和“叙事”之双峰 ,更深刻地理解艰难时事怎样造就一代诗豪 ,更准确地检测诗人的才力和魄力。     

《罗摩衍那》的道德系统探源

《罗摩衍那》是印度古代两大史诗之一，被称为世界文学史上可与《伊利亚特》媲美的史诗。但与（伊利亚特油比，它有着十分明显的伦理色彩，史诗中随处可见的道德说教内容对君臣、父子、夫妻等重要社会关系都作了明确规范，构成了一个完备的社会道德系统。歌颂圣君，谴责暴君，是《罗摩衍那》的重要倾向之一。作品着力塑造了罗摩这一理想的君主形象：一方面，作为人子，他克尽孝道，宁愿自己被流放也不愿父王为他违话而有报名誉。在父王受骗而取消他的王位继承权后，弟弟罗什曼那愤愤不平，而他却说：“在这世界上，义务高于一切，而我的义务…     

从"史诗"与"浪漫诗"的对接看马克思对浪漫主义的继承与改造

针对德国早期浪漫派试图以浪漫诗(浪漫化)的方式整合离散化的社会生活、遏制虚无主义的理路,马克思引入英雄史诗的维度,继承了德国早期浪漫派对问题的思考,并以新的答案或方略提升了问题及其意义.在这个方案中,区分两种不同的诗:英雄史诗与浪漫诗,构成解决问题的关键.英雄史诗的创作者是以"剩余价值"创造现代世界的劳动者.其"劳动"实践不只是现实所是的经验活动,更是既蕴含着苦楚、受难和牺牲,也蕴含着(依托起)最终的和谐、自由、普遍性与个性的实现、物性的超越、尊严与崇高价值的普遍承认与实现的漫长过程.劳动者漫长的历史创作就是某种意义上的英雄史诗,它为"浪漫诗"奠定历史根基和创作空间.